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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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传统的非农业部门（手工业、老式运输、行商、传统金融机构、
个人劳务、房租）和政府行政占87。4％。从支出上看，1949年以前中国大陆
的经济结构也是未工业化社会的典型结构。从最终用途看，1933年国内总支
出的91％属于个人消费。社区服务和政府消费加起来占4％，而投资总额占
5％。
1933年是一个不景气的年头，它在什么程度上能代表整个民国时期，也
许是个疑问，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作出其他任何年份的可与之比较的全面国
民收入估计。不过，珀金斯把刘…叶的数据转换成1957年的物价，代替他自
己稍低的农业产出数字，①并增加了1914—1918年的估计，结果表明在民国
时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很慢，在构成上变化也很小。（表3）。
表2和表3列出的绝对值是不可比较的，因为一个是用1933年，而另一
个是用1957年的物价表示的。此外，1914—1918年的数字是根据似乎有理
的猜测和确切的估计得出的。但直到1949年传统部门所占的压倒优势，以及
这些表所暗示的40多年来数量上虽小但质量上值得注意的变化，与出现在本
章其余部分的民国时期中国经济的各别部门的资料很一致。②从19世纪末叶
开始，直到对日战争爆发，不大的现代制造业和矿业持续地增长。在满洲，
这种增长继续保持下去，甚至在战争中加快了增长速度。现代运输、铁路和
轮船，经历了类似的发展，没有取代传统的交通，但补充了它们。20世纪前
半期，一个现代金融部门，特别是银行业，在中国城市大量地取代传统银行
业。但是，甚至在1933年，珀金斯估计现代部门（规定得比我所概述的刘…
叶的数据所涉及的窄，他排除了现代服务）的贡献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
这是1914—1918年的3％的两倍多，但仍然很小。
表3　　国内生产总值1914—1918年，1933年，1952年（1957年物价）
①　刘…叶和巫的估计之间最大的不一致是农业的净增值数字和农业内的作物价值。一方面巫的数字可能太
低，另方面珀金斯认为刘…叶根据的1933年谷物产量估计太高，好像也有道理。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
展》，第29—32页和附录D。
②　这个简短的讨论根据德怀特〓H。珀金斯的《中国20世纪经济的增长与结构变化》，见珀金斯编：《历史
剖析中的中国现代经济》，第116—125页。
部门1914—1918年1933年1952年
1957年10亿元
制造业＋*8。511。7717。23
现代＋1。34。5411。11
农业29。935。2331。58
服务10。012。5217。07
折旧≠—2。19—
国内生产总值48。461。7165。88
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
制造业＋0。1760。1980。262
现代0。0270。0740。169
农业0。1680。5920。459
服务0。2070。2100。259
国内生产总值1。0001。0001。000
*制造业=工业（现代和现代前的制造业、矿业和公用事业）＋运输业
＋现代=工厂产品、矿业、公用事业和现代运输
≠除1933年外，未编入这一部门；为了在表的下半部计算比值，根据各
部门的净产值，按比例在它们中间分配。
资料来源：德怀特〓H。珀金斯：《中国20世纪经济的增长与结构变化》，
见珀金
斯编：《历史剖析中的中国现代经济》，第117页，表1。
因此，1912—1949年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也来自传统部门产量的增
长，而主要是农业和手工业。农业生产增长慢，但由于气候和政治军事情况，
在20世纪的头几十年中各年各地各不相同。最大的增长出现在新开发的地
区，如满洲和西南的一些地方。在别的地方，农产品的价值由于经济作物的
增加而增大。由于下面提到的原因，手工业的总产量极不可能——与它的相
应份额相反——在1912—1949年间下降。反过来似乎更有道理。
如果我们拿人口估计数——1912年4。3亿，1933年5亿，1952年5。72
亿——与表3中的国内生产总值比较，我们发现在这几年中，每一年的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按1957年物价）分别为113、123和115元。考虑到整个数
据的潜在错误的可能性，在本章涉及的几十年中，如果我们略去从1937年开
始的12年战争和内战，现在能得到的最好的估计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上没有
显出任何明显的上升或下降的趋势。在战争时期，中国某些部分的人均产量
和收入可能急剧下降。一些文化人受到不利的影响。特别是薪金固定的教师
和政府职员，他们的薪金跟不上通货膨胀；但在战后和1948—1949年最后崩
溃之前这段时期，城市工人相对来说生活得好一些。
日本入侵后，华北的农业生产受到打击，城乡间的商业联系被破坏。1946
—1949年的内战期间，这个地区的农业和商业状况很可能比别的地方更坏，
因为这里是战斗中心。1940年后，中国未被占领地区的作物生产开始下降，
在剩下的战争时期比1939年平均低约9％。1942年实行田赋改征实物和粮食
征购，加上引起劳动力严重短缺的征兵的加速，看来减少了农民的实际收入。
但在国民党控制的内地，工业生产从一个低的起点开始增长，直到1942或
1943年。战后时期，1946年通货膨胀重新开始，并在1948—1949年失去控
制，这对沿海、城市部分比对华南和华西内地农村的影响更严重，后者的总
产量或许很少变化，虽然流入城市的食物和农业原料由于货币的急剧贬值而
减少。①
人口的一个值得注意的部分的收入在下降，而人均国内总产值保持不变
或略有上升，这是可能的。但在农村地区和在大多数农业人口中间，“没有
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在20世纪前半期，地主正在积累生产的增长份额。事实
上，有限的可用资料表明，租佃率甚至略有下降，在政治混乱时期，地主收
租常常有困难”。②
1937—1949年间，民心确实变了，但甚至在那时主要也不是因为在没有
严重的天灾人祸的情况下，经济不能支持中国人口维持一般的（和低的）生
活水平。1952年的产量已经恢复到1949年以前的最高水平，迅速的恢复几
乎完全靠的是一个新的和有效的政府在恢复现有企业的生产方面取得的成
功，而不是靠新的投资。就1949年之前的40年的其余部分来说，20年代和
30年代初的内战、干旱（例如1920—1921年在华北）、洪水（例如1931年
长江的洪水），以及其他自然灾害确实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公共福利，但不一
定是他们的物质福利，这是一个真正重要的区别。在政治混乱和战争造成的
人身极度不安全的情况下，收入即使略有增加也是一种可怜的补偿，相反，
如果有更多的个人和国家安全，即使很低但却稳定的人均收入也可能受到欢
迎。
①　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1933、1936及1946》，《社会科学杂志》，9。2（1947年12月），第12—
30页，估计1946年的国民收入比1933年低6％（按照1933年物价）。关于上海工人，见A。多克〓巴尼特：
《共产党接管前夕的中国》，第78—80页；关于1937—1949年华北的农村经济，见拉蒙〓H。迈尔斯：《中
国的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年》，第278—287页；关于战时中国未被占领地区
和战后的通货膨胀，见张家璈：《恶性通货膨胀：中国的经验，1939—1950年》，第59—103页。
②　珀金斯：《中国20世纪经济的增长与结构变化》，第124页，引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第234—240
页，和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第5章。
工业
在讲述清末的中国经济时，我们注意到在1895至1913年间，至少有549
家利用机械动力的制造业和矿业企业是由中国民间和半官方创办的。这些企
业的创业资本共计120288000元。①此外，同一时期开办的96家外国所有和
40家中外合资的企业，拥有创业资本103153000元。这当然只是一个粗略的
估计，根据的是当时各种官方的和非官方的资料。
不包括现代矿业但包括兵工厂和公用事业的两张相似的表，表明了第一
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时期华资现代工业的可以看出的增长。第一张表指出
在1913年有698家工厂，拥有创业资本33O824000元，工人270717名，第
二张表则指出在1920年有1759家工厂，拥有创业资本500620000元，工人
557622名。②欧洲列强由于集中注意力于战时生产以及运输船只短缺，减少
了对中国的出口，从而为华资工业的扩大提供了一个机会。尽管及早发出了
设备的订单——生产资料仍主要来自国外——但大多数新工厂的开业不得不
等到战争结束和订购的机器实际到达。
在民国的头十年中，外资和中外合资的企业也有增加，但在1914至1918
年间，直接投资很少。最大的增长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后，当时，
举例来说，1918和1922年中国修订关税，提高日本向中国出口的细纱的进
口税，诱导日本在中国开办新纱厂。
同清末中国人开办的和外国人开办的工厂一样，20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开
办的工厂（和矿场）大都集中在上海、天津，以及江苏、辽宁、河北、广东、
山东和湖北的一些地方，就是说，主要在沿海和长江流域各省。①
中华民国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工业普查，是1933年经济统计研究所的
调查者们在刘大钧的领导下进行的。它根据的是直接从工厂经理收集来的统
计资料，除了不包括外资公司以及满洲、甘肃、新疆、云南、贵州、宁夏、
青海、西藏和蒙古（除了满州，现代工厂的数目都不值一提）外，被认为相
当可靠。刘大钧1937年发表的调查，记录了2435家华资工厂，资本406926634
元，总产值1113974413元，雇用工人493257名。②这些工厂集中在沿海省份，
特别是上海，在被调查的工厂中占1186家。在1933年，华资工厂80％以上
设置在东部和东南沿海各省，以及满洲的辽宁；如果把外资企业也算进来（它
们当然限于条约口岸），这个比例还要高。
巫宝三在其对中国1933年的国民收入的研究中，对刘大钧的调查作了补
充，即增加了对在中国本土的外资工厂、满洲和其他被略去的省份的工厂的
估计。他的修订过的估计，工厂总数为3841家（华资3167家；外资674家），
总产值2186159000元（中国：1415459000元；外国：770700000元），雇用
工人738029名。③
①　费惟恺：《晚清帝国的经济趋向：1870—1911年》，《剑桥中国史》，第11卷第1章。
②　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第55—56页。
①　南开经济研究所：《南开统计周刊》，4。33（1931年8月17日），第157—158页。
②　刘大钧：《中国工业调查报告》。“工厂”，按照1929年的“工厂法”规定为采用机械动力、雇用工人
30名以上的企业。
③　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卷1，表1—2，在第64页后；表5，第70—71页；增加的
资料在《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修正》，《社会科学杂志》，9。2（1947年12月），第130—136、144—147
表4　　现代工业的产量与就业，1933年
总产值（1933年，百万元）　　　　　　　　　　工人数（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