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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部分

中国思想通史 第二卷-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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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这一名称。因此,同篇说:
“庶人称匹夫匹妇者,匹,偶也,与其妻为阴阳相成主义也。
一夫一妇成一室,明君人者,不当使男女有过失时,无匹偶也。”
剥去礼教的外貌,揭露其中的阶级性质,这是说,自然经济之下的耕男
红(工)女的农业劳动和手工业劳动的结合关系,必须不失其时,日夜相继地
为剥削阶级(君人者)贡献剩余生产物,好像夫妇匹偶的自然结合一样。然而,
不管汉代的法律怎样用酷刑来对待匹庶,甚至白虎通义说他们“与禽兽为
伍”,因反抗贫困而起义推翻汉王朝的依然是他们。
第八章 王充的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思想
第一节 王充的时代以及“正宗”与“异端”、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斗争的
演进
王充(公元二七——○四年)的反谶纬反宗教的思想,毫无疑问地是中世
纪思想史上第一个伟大的“异端”体系,是两汉以来反对“正宗”思想的与
反对中世妃的神权统治思想的伟大的代表。章太炎说他是“汉代一人”,绝
未过火。一般的“异端”思想皆与其时代的农民战争血肉相关,因而,对于
王充的研究,也不得不从此处开始。
所谓两汉,是中国中世纪史上第一个与农民战争相终始的王朝,而王充
则生于农民战争的前浪接后浪的时期。此所谓两汉与农民战争相终始,就是
说两汉皆兴于农民战争而又亡于农民战争。例如:西汉兴于秦末的陈涉吴广
大起义,而亡于成哀以降郑躬苏令与漫延二十六郡国的农民大暴动:东汉兴
于王莽末年的缘林与赤眉大起义,而亡于灵献之陈的黄巾与黑山大暴动。又
据史籍记载,两汉四百年里共有百次以上的农民战争:所以说两汉与农民战
争相终始。此所谓王充生于农良战争的前浪接后浪的时期,就是说前乎王充
的王莽末年,是一个农民战争的高潮,后乎王充的安帝以降,又是一个农民
战争的高潮(自安帝至灵帝年间,在前后七十二年里,共有七十次以上的民
变);而在王充的生年期间,从光武建武三年到和帝永元十六年(公元二七至
一○四年),则还有农民战争的尾声。
所谓农民战争的尾声,大部分是王充幼年时代的事。例如:光武建武三
年冯异大破赤眉,王充一岁:建武十六年以青徐幽冀四州为中心而漫延全国
的“度田”事件,从豪族引发的农民起义及其被怀柔、被分化与被消灭,王
充十四岁;建武十七年妖巫李广等群起据皖城,王充十五岁:建武十九年妖
巫单臣傅传镇反,据原武,王充十七岁。此后的农民战争,通过了整个的明
章和三朝(公元五八至一○六年),史籍虽然阙少农民起义的记载,但是有流
民贫民流亡的记载。农民战争由高潮而转入于低潮,不是矛盾的解决,而是
矛盾的发展。例如:王莽末年,南方的下江新市平林,东方的吕婆赤眉青犢
铜马,北方的王郎等,一方面是光武所利用以谋“中兴”的武力,另方面又
是米武所剿灭以定“太平”的“盗贼”:尤其对于“度田”事件,从郡国大
姓引起的农民起义,光武的政策更为毒辣而阴狠:
“建武??十五年,??诏下州郡枢覈垦田顷亩,及户口年
纪。??十六年??河南尹张■及诸郡守十余人,坐度田不实,皆
下狱死。郡国大姓及兵是群盗,处处并起,攻劫在所,害杀长吏郡
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结,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冬十月遣使
者下郡国:听群盗自相纠敗迦斯舱兑蝗苏叱渥铮豪羲涠毫艮
避故纵者皆勿问,听从禽讨为效;其牧令长坐界内盗贼而不收捕者,
又以畏愞捐城委守者,皆不以为负,但取获贼多少为殿最,唯蔽匿
者乃罪之。于是,更相追捅贼并解散。徙其魁帅于他郡,赋田受禀
使安生业。”
据此看来,光武一面将激起民变的祸首十余人“皆下狱死”,从为和缓
怀柔的处置,一面又实行了“以盗杀盗”的分化政策,以及官吏的捕盗竞赛
办法,恩威并施,果然不愧所谓中兴名主的“杰作”!但由此一“杰作”,
农民却陷于慢性饥饿的深渊,起义的农民,变成了脱离“户口年纪”的“流
民”或失去生存条件的“贫民”。光武虽厉行内地军事屯田和以公田假贫民
的政策,但从光武建武二十九年起,到和帝元兴元年止(公元五三至一0五
年),对于“鳏寡孤独笃癃无家不能自存”的贫民,禀赐食粮的诏书,凡二十
六见,其对于“灾民”“流民”特许免税采捕于山林池泽,并“贷种粮”“雇
犁牛”的诏书,屡次颁布。最足以表现当时农民生活的痛苦的,莫如下列几
次的诏书:
一、章帝建初元年春正月诏:“方春东作,恐人稍受廪往来烦剧,或妨
耕农,其各实核尤贫者,计所贷并与之,流人欲归本者,??过止官亭,无
雇舍宿。长吏亲躬,无使贫弱遣脱,小吏豪右得容奸妄。”(后汉书卷三本纪)
二、同年月诏:“比年牛多疾疫,垦田减少,谷价颇贵,人以流亡。方
春东作,宜及时务,二千石勉劝农桑,弘致劳来。”(同上)
三、元和元年二月诏:“自牛疫以来,谷食连少,良由吏教未至,刺史
二千石不轻为负;其令郡国募人无田欲徙它界就肥饶者,恣听之。到在所,
赐给公田,为雇耕佣,赁种饷,贯与田器,勿收租五岁,除算三年,其后欲
还本乡者,勿禁。”(同上)
四、和帝永元五年二月诏:“自京师离宫果园,上林广成囿,悉以假贫
戾,恣得采捕,不收其税。”(同书卷四本纪)
五、同年月诏:“去年秋麦人少,恐民食不足,其上尤贫不能自给者户
口人数。往者郡国上贫民以衣履釜■为赀,而豪右得其饶利。诏书实核,欲
有以益之,而是吏不能躬亲,反更征召会聚,令失农作,愁扰百姓。若复有
犯者,二千石先坐。”(同上)
六、同十二年二月诏:“贷被灾诸郡民种粮,赐下贫鳏寡孤独不能自存
者。”三月诏:“比年不登,百姓虚匮。京师去冬无宿雪,今春无澍雨,黎
氏流离,困于道路,朕??救诏有司,务择良吏,今犹不改,竟为苛暴,侵
愁小民,以求虚名,委任下吏,假势行邪。是以令下而奸生,禁至而诈起,
巧法析律,饰文增辞,货行于言,罪成乎手,朕甚病焉。”(同上)
这六次诏书的语气,虽采取了官家的惠政形式,而农民生活上所遭遇的
痛苦之深,已可一览无余。于此,我们要特别指出:农民战争尾声的悲剧,
对于王充的影响是深刻的:至于尾声而后的流民活动,在农民战争史上,只
是东汉安帝以降第二个高潮的准备。这对于王充,即对于“贫无一亩庇身”,
“贱无斗石之秩”的代表“微贱”阶级的“异端”思想家更是惊心动魄的血
淋淋的现实。例如:在论衡的明雩篇所谓“建初孟季,北州速早”;在宣汉
篇所谓“岁遭气运,谷颇不登”,皆指此时此事。对作篇更说:
“建初孟年,中州颇歉,颍川汝南民流四散,圣主忧怀,诏书
数至。论衡之人,奏记郡守,宜禁奢侈,以备困乏;言不纳用,退
题记草,名曰备乏。酒縻五谷,生起盗贼,沉滴饮酒,盗贼不绝,
奏记郡守,禁民酒、退题记草,名曰禁酒。”
这可见处于流亡状态的农戾痛苦,是如何地引起了王充的关心,他的“酒
论”虽然不是贫乏的关键处,但农民贫困问题引起了他的同情,从而也反映
到他的具有人民性的思想里面。
王充的时代,正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支配思想和统制政策变本加厉的时
代。此所谓变本加厉,即已经由西汉武帝的罢黜百家子学,独尊大艺之科、
孔子之术,变而为东汉光武的宣布图谶于天下;已经由经今文学家董仲舒的
推演灾异的神学体系的御用,变而为谶纬之术的露骨神权思想的御用。前者
之取得具“正宗”的合法地位,远在王充百年以前;后者的发生,也在前于
王充的五十年的成哀平三朝之际,而其取得“正宗”的合法地位,则为王充
壮年时代(光武中元元年,充三十岁)的现实。两汉“正宗”思想的表现形式
虽略有不同,而大体上则同为有神论世界观向荒唐无稽处愈陷愈深;“正宗”
思想之无止境的向下堕落,则由于统治的王朝,面对着风起云涌的农民战争,
自觉到不能在健康理性里说明自己统治的合理,而不得不从天人感应的神学
里,甚至从低级迷信的图谶里来寻求其统治农民的合理性。例如:武帝之钦
定经今文学为“正宗”,与当时的“山东群盗大起”自有其照应的关系;光
武之宣布图谶于天下,也与建武年间的“度田”事件以及两次的“妖巫”大
起有其联系。此即是说,两汉的“正宗”思想都负有反对农民战争而为汉代
统治阶级辩护的宣传侄务,都是王朝御用之以对抗农民战争的奴婢思想。由
于被敌对王朝的思想上的反对命题作用所推动,灭秦而王天下的汉代,不得
不在内藏法术刑名的苛刻政策之外,利用堂皇的文化欺骗而定儒学为国教;
又由于反对农民战争,不得不假途于神学及迷信,以为统治阶级辩护。于是,
汉代的“正宗”,必然地走入了曲解原始儒学(孔子思想)的道路。关于此点,
章太炎曾说:
“孔子之在周末,与夷惠等夷耳;孟荀之徒,曷尝不竭情称颂,
然皆??未尝侪之圜丘清庙之伦也。及燕齐怪迂之士兴于东海,说
经者多以巫道相揉。??伏生开其源,仲舒衍其流;是时适用少君
文成五利之徒,而仲舒亦以推验火灾,救旱止雨与之校胜。以经典
为巫师豫记之流,而更曲传春秋,云为汉氏制法,以媚人主而梦政
纪;昏主不达,以为孔子果玄帝之子,真人尸解之伦。谶纬蜂起,
怪说布彰,曾不须臾而巫蛊之祸作,则仲舒为之前导也。自尔,或
以无变灾异,宰相赐死,亲藩废黜,巫道乱法,鬼事干政,尽汉一
代其政事皆兼循神道。”(文录卷二驳建立孔教议)
与“正宗”思想的堕落相平行,王朝的思想统制也愈加严厉。到了光武
建武二年(王充生前一年),“异端”一词开始获得了新的语义(其原义详见本
书第一卷第七章),而与叛道的“邪说”可以互驯。例如,博士范升,上疏指
费氏易与左氏春秋为“异端”,极言不应立博士(后汉书卷六六本传),此即
为“异端”与“邪说”同义的开始。这一语义的转化,无疑地是中世纪思想
统制政策的直接产物。在长期的“正宗”思想支配之下,循着统制的道路终
于僵化了古代逻辑思想里的矛盾律,而通过儒家经典的神圣化,在西周“皆
原于一,不离于宗”的官学形式上找到了定思想于一尊的先王仪范,把“离
于”正宗,“不原于一”而“裂”道术为多元并存的“异端竞进”(范升语)
的思想自由发展,遂武断成了“叛道”的别名。在这里,古语的“异端”便
不得不变为“邪说”的同义语。汉儒注论语“异端”,以“善道有统,故殊
途而同归”为理由,而认定“异端不同归也”,这种看法,正是中世纪思想
统制时代的特定产物;古代思想自由的判断论里,绝不可能有此逻辑。但是,
这样的逻辑,恰是王充所要冲决的桎梏,在以谶纬化的儒学为“正宗”的东
汉,他敢于公然揭出道家的旗帜,不但问孔刺孟,而且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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