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通史 第二卷-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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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者，虽一身逃亡，皆徙家属于边，其相伤者，如常二等，不得雇
山赎罪。如此，则仇怨自解，盗贼息矣。”
“又见法令决事，轻重不齐，或一事殊法，同罪异论，奸吏得
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出生议，所欲陷则与死比，是为刑开二门也。
今可令通义理明习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国，蠲除故
条。如此，天下知方，而狱无怨滥矣。”
综计桓谭的批评，不能说有多大的新义，但其着眼所在，皆现实性的问
题。其解决问题的方案，完全委诸于人力；比在东汉谶纬迷信盛行时代，颇
有积极意义。
桓谭所持素朴的儒家人文主义思想，与其“尤好古学”“而熹非毁俗儒”
的批评态度，是有关联的；此在取媚于统治阶级的俗儒当涂，多见排抵的桓
谭，似多少自觉了悲剧命运的不可幸免；所以疏里曾说：“贾谊以才逐而晁
错以智死，虽有殊能而终莫敢谈者，惧于前事也。”
桓谭所非毁的俗儒，即是当时朝野共信的图谶伎数之士。所以本传曾载
光武信谶，多以决嫌疑，谭复上疏说：
“凡人情忽于见事而贵于异闻。观先王之所记述，咸以仁义正
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事。盖天道性命，圣人所难言也，自子贡
以下，不得而闻，况后世浅儒能通之乎？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
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食邪诖误人主，焉可不 抑远之哉？臣
谭伏闻：陛下穷折方士黄白之木，甚为明矣；而乃欲听纳谶记，又
何误也，其事虽有时合，譬犹卜数只偶之类，陛下宜垂明听，发圣
意，屏群小之曲说，远五经之正义，略雷同之俗语，详通人之雅谋。”
似此，桓谭反对图谶，只是依据着五经“以仁义正道为本”的儒家思想
来屏弃“奇怪虚诞之事”，而并没有坚定的无神论世界观；本质上与孔子“不
语怪力乱神”及“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态度，同样显示着常识的健康理性
的看法。然而，只此一点常识的看法，已经被专制帝王目为“非圣无法”的
异端：以七十老人，至于“叩头流血良久”，暂时幸免于斩死。
如前所述，东汉初叶的“异端”多出于经古文学的左派，其右派的代表
如贾达等，则已投降了谶纬的“正宗”以致贵显。光武时代的思想统制，与
西汉武帝时代相较，已经更为严厉而黑暗，所以“异端”思想无不带有鲜明
的悲剧气质。范书（卷六六）的贾达传论：
“郑贾之学行乎数百年中，遂为诸儒宗，亦徒有以焉尔。桓谭
以不善谶流亡，郑兴以逊辞仅免（按此处应增人“尹敏以不信谶系
免”一语），贾达能附会文教（按此谓其引左氏明汉为尧后），最差贵
显。世主以此论学，悲矣哉！”
郑兴尹敏无著作，其影响于王充者不可考按。而桓谭新论（亡轶于南宋，
沈阳孙冯异所辑桓子新论一卷非本书），则论衡的超奇、佚文、定贤、案书、
对作等篇，曾称述八次之多，全为褒词，甚至说“近世刘子政父子，扬子云，
桓君山，其犹文武周公并出一时也”（超讶篇），足见王充受他的影响是深刻
的。
第二节 王充思想的社会根源与理论根源
在上节我们已经说过，王充的时代特征，就政治上说是农民战争的低潮
期与农民生活的慢性饥饿期，同时又是农民战争第二个高潮的准备期；就思
想上说是“正宗”思想由神学堕落为谶纬迷信的黑暗期，同时又是“异端”
思想由反今文到反谶纬的形成期。从阶级斗争到思想斗争都在深刻发展着。
王充的思想，一方面反映了农民斗争的素朴而天真的性格，另方面又是“正
宗”的反对者与“异端”的综公者，从而导出了他的伟大的唯物主义体系。
但是，为要理解王充所以走上了“异端”道路的具体情况，尚需对其出身家
世，所遭逢的境遇，更重要的需对其所从出发的阶级立场与所从学习的思想
经历、理论根源等事，分别加以研究。
据论衡自纪篇与后汉书（卷七九）本传所载：
第一，王充的家世有两大特点：其一是他有着“任侠”的传统。自纪篇
云：“世祖勇任气，卒质不揆于人。岁凶，横道伤杀，怨仇众多；今世扰乱，
恐为怨仇所禽，祖父汎举家担载，就安安稽，留钱塘县，？？生子二人，畏
曰蒙，少曰诵，诵即充父。祖世任气，至蒙诵滋甚，敝蒙诵在钱塘，勇势凌
人，未（卒）复与豪家丁伯等结怨，举家徙处上虞。”按此段自纪，前人颇多
误解，如四摩总目提要、十七史商榷、史通序传篇、惠陈后汉书王充传补注、
及钱大昕养新录等书，皆斥王充为“历诋其祖父之恶，恐难称孝”。这都是
封建学者的诬蔑！此因墨侠在汉代深人民间，惭与农民战争汇合，任气所注，
私结怨仇，子孙相报，蔚为风尚，官法亦不能禁（参照王褒集僮约注）。所谓
“侠以武犯禁”，至汉而益烈；前节所引桓谭疏陈时政所宜，即指此事。是
知王充所纪其祖父的勇势任气性行，乃是实录其家世的墨侠精神，绝不能说
对于他的祖先有所诋毁。否则，本传“乡里称孝”一语，即不可解。且自纪
篇为王充大十四岁时作品（抱朴子自叙篇），于四年前充亦曾“徙家辟（难）”（见
自纪篇），以遭遇及情理推度，与其指为诋毁，毋宁视为以任侠自负。其二是
他的世代微贱及劳动。自纪篇述及他先祖以从军有功，封会稽阳亭，一岁仓
卒国绝而后，即“以农桑为业”；他祖父汎徒家避难，就是“举家担载”；
留钱塘县后，更“以贾贩为事”。此在汉代学人里，实为罕见！一般的讲来，
汉代思想家，多出家学渊源；如司马谈迁父子，刘向歆父子，班彪固父子，
乃至贾徽达父子等，皆世代贵显，家学傅承；未有如王充以微贱贾贩子弟而
成一家言者。且自汉以后，六国氏族转为豪右世家，学术多出自门阀大姓。
身份性地主阶级是有种种特权的，至于王充，出身贫贱，又显然和“豪家结
怨”，那么他自然要为俗人所轻鄙。自起篇说：
“充，细族孤门。”
或啁之曰：“宗租无淑懿之基，文墨无篇籍之遣，虽著鸿丽之
论，无所禀阶，终不为高。夫气无渐而卒至曰变，物无类而妄生曰
异，不常有而忽见曰妖，诡于众而突出曰怪。吾子何祖？其先不载，
况未尝履墨涂，出儒门，吐论数千万言，宜为妖变，安得宝斯文而
多贤？”
答曰：“鸟无世，凤凰；兽无种，麒麟；人无祖，圣贤；物无
常，嘉珍。才高见屈，遭时而然。士贵，故孤兴；物贵，故独产。
文孰常在，有以放置（按黄校：“字有讹误”），是则醴泉有故源，
而嘉未有旧根也。屈奇之士见，倜傥之辞生，度不与俗协，庸角不
能程。是故罕发之迹，记于牒籍，希出之物，勒于鼎铭。五帝不一
世而起，伊望不同家而出；千里殊跡，百载异发。士贵雅才而慎兴，
不因高据以显达。母骊犊骍，无害牺牲；祖浊裔清，不牓（妨）奇人。
鲧恶，禹圣；叟顽，舜神；伯牛寝疾，仲弓洁全；颜路庸固，回杰
起偷；孔墨祖愚，丘翟圣贤；扬家不通，卓有子云；桓氏稽可（按朱
校元本，“可”作“古”），遹（按同本作“谲”）出君山。更禀于元，
故能著文。”
此段自纪，是研究王充思想的社会根源的重要文献。“或啁之曰”一段，
是中世纪身份性地主阶级的门阀观念的剪影；“答曰”以下，则是对于中世
纪贵族支配思想的“家学基尔特制度”的勇敢的抗议书！王充一面坦白地自
认为非身份性的“细族孤门”，一面又倔强地自命为“屈奇之士”，“才高
见屈，遭时而然”，“士贵雅才而慎兴，不因高据以显达”，“祖浊裔清，
不妨奇人”，这是何等的气魄！何等大胆的“疾俗”战斗！同时，又是何等
反映封建时代高士奇人的悲剧性格！然而问题还不在于他的身世是“细族孤
门”并和豪家对立，而更重要的是，他从阶级立场所表示出的明确的态度，
即他自己承认祖宗的微贱身份，并从态度上表现了和“豪家”对立的战斗精
神。这就是王充通过反抗特权而反映出来的农民反抗贫困的性格，他曾经明
白地讲出富贵人物对贫贱人物的关系，“军功之侯，必斩死兵之头；富家之
商，必夺贫室之财”（偶会篇），但他的理论的表现方法却限于文化批判，即
是说他把被压迫阶级对压迫阶级的斗争，还元做天才雅士对俗人显贵的斗
争，以反击正宗人物所说的“变异妖怪”的谬诬理论！我们以为，在王充头
上扣上一顶“中小地主阶级”的帽子，既不符合事实，也不是正确的理论分
析。
第二，关于王充的学历，本传与自纪篇说法不同。据本传来看：“充少
孤，？？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
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归
乡里，屏居教授。”似此，既“受业太学，师事班彪”，则王充为儒家（经古
文家）出身的思想家。且后汉书（卷七０上）班固传注引谢承书云，“固年十三
（按固少充五岁，此时充年十八），王充见之，拊其背谓彪曰：‘此见必记汉
事！’”意林引抱朴子云：“王仲任抚班固背曰：‘此见必为天下知名！’”
此与本传“师事状风班彪”之说，亦正印合。再据自纪篇来看：“充？？为
小儿，？？不好狎侮；？？诵奇之。六岁教书，？？八岁出于书馆，？？充
书日进，又无过失。手书既成，辞师受论语尚书，日讽千字。经明德就，谢
师而专门，援笔而众奇。”似此，王充并未自认为班彪的学生，且前引“或
啁之曰”云云，也对于“未尝履墨涂出儒门”的世俗非难，未有反证，益知
王充不以儒家自居，不承诅曾经“师事班彪”。尤应注意者：论衡全书，甚
少称引班氏的史学；反之，对于班彪所指为“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
（后汉书卷七０上本传）的司马迁的史学，则多所称誉，具见赵奇案书对作诸
篇，学者可自参证。然则，本传与自纪的这一矛盾，究宜如何处理呢？关于
此事，我们认为，都是事实，其矛盾即在于事实本身。茲更分别说明于下：
一、王充之帅事班彪，不但见于纪载，为历代学人所共信，即就思想上
来看，王充也多少保留着班彪的影响。此可由治期篇与王命论的比较而证明，
茲各摘其论题二则并整齐其程序，表比之如下：
班彪的王命论王充的治期篇
（一）“夫饿馑流隶，？？亦有命也。” （一）“案谷成败，自有年岁；年岁水
旱，五谷不成，非政所致，时数然也。”
（二）“世俗见高祖兴于布衣，？？游
说之士至比天下于逐鹿，幸捷而得
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
也。？？英雄诚知觉悟，？？距逐鹿
之瞽说，审神器之有授，毋贪不可
几，？？则福祚流于子孙，天禄其永
终矣。”
（二）“人皆知富饶居安乐者命禄厚，
而不知国安治化行者历数吉也。故世
治非圣贤之功，衰乱非无道之致；国
当衰乱，圣贤不能盛，时当治，恶人
不能乱。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
安危在数不在教。贤不置之君，明明
之政，无能损益。”
从这样两相契合的国命论看来，他们有师承关系，殊为明显。
二、王充的晚年自纪，未提“师事班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