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小百科书系·书法小百科-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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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第一，洵不诬也。”他的书法，以楷、行为最，晚年偶作隶书，也厚重不俗。
他的传世书迹很多，今不一一列举。
吴昌硕
吴昌硕有一方印，刻的是“弃官先彭泽令五十日”。这是什么意思呢？东晋陶渊明，因家贫出为彭泽县令，但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辞官归里，在任仅八十一天。吴昌硕也曾做过安东县知县，但仅一个月就辞去了。从此不问仕途经济，专心书画篆刻，终成清末民初一代大家。
吴昌硕像
吴昌硕（1844—1927），初名俊，后改名俊卿，字香补、香圃，中年字苍石、昌硕、昌石、仓硕，因得友人所赠古缶，故号缶庐、缶道人，别号有朴巢、苦铁、破荷亭长、五湖印丐等，七十岁后又署大聋。浙江安吉人。中国近代杰出的艺术家，是当时公认的上海画坛、印坛领袖，吴派篆刻的创始人，书法、绘画、篆刻、诗词无一不精。
吴昌硕的书法得力于《石鼓文》，深研数十年，他写的《石鼓文》，自出新意，用笔结体，一变前人成法，独具风骨。清符铸说：“缶庐以《石鼓》得名，其结体以左右上下参差取势，可谓自出新意，前无古人。要其过人处，为用笔遒劲，气息深厚。然效之辄病，亦如学清道人书，彼徒见其手颤，此则见其肩耸耳。”这里所说的“肩耸”，是指他写的《石鼓文》，已不是左右齐平，而是左低右高，但又不作侧面之势。他的行书成就也很高，初学王铎，后参以欧阳询、米芾、黄庭坚以及北碑意趣，也是左低右高，中宫紧密而四周发散。章法效黄道周，字距紧而行距宽，大起大落，遒劲险峻。
他的传世书迹很多，今不一一列举。
沈曾植
在清末书坛，沈曾植的字是独树一帜的。他是草书名家，在今草中融入章草，个性特色极为鲜明。
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号乙盫，又号寐叟。浙江嘉兴人。光绪六年（1880）进士，授刑部主事。官至安徽布政使，乞病归。在官直声满天下，是当时经世致用派的代表人物。他的书法以草书为代表。向燊说：“书学包慎伯，草书尤工，纵横驰骋，有杨少师之妙。自碑学盛行，书家皆究心篆、隶，草书鲜有名家者，自公出而草法复明。殁后书名更盛，惜其草迹流传不多耳。”马宗霍《霋岳楼笔谈》说：“寐叟执笔颇师安吴（包世臣），早岁欲信山谷，故心与手忤，往往怒张横决，不能得势。中拟太傅（钟繇），渐有入处。暮年作草遂尔抑扬尽致，委曲得宜，真如索征西（索靖）所谓和风吹林，偃草扇树，极缤纷离披之美，有清一代草书，允推后劲，不仅于安吴为出蓝也。”评价都很高。
他的传世书迹有《行书七言联》（多幅）、《草书立轴》《信札》等。。电子书下载
康有为
康有为像
翻开近代中国历史，康有为无疑是一个风云人物。他是“戊戌变法”的主将，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又成为保皇党，反对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他是国学大师，今文经学派的重要人物，甚至被称为“康圣人”。他还是近代著名的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他的《广艺舟双楫》是尊碑派的重要理论著作。
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治，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今广东广州）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进士。曾任工部主事。他先后七次上书，请求变法图强，1898年与梁启超等人发动戊戌变法运动。变法失败后，逃亡国外。其后他思想日趋保守，反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
康有为的书法，是自己书法理论的实践。自阮元倡北碑南帖论以来，有清一代书法就在尊碑抑帖还是尊帖抑碑的争论中前进。当然，更多的是主张融合南北。康有为是坚决主张尊碑抑帖的，甚至卑唐抑宋，无论元、明。他自己的书法，从碑刻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尤其是从《云峰石刻》《六十人造像》《泰山经石峪金刚经》诸碑中，他涵泳沉潜，创造出独特的魏碑行楷——康南海体。康有为以北碑而写行楷，中心紧密，四周舒展，追求“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的韵致，将碑体的圆笔、体势大力揉进行书。康书结字内紧外松，雄健开张，外似流宕，骨气内藏，自成一家。马宗霍《霋岳楼笔谈》说：“南海书结想在六朝中脱化成一面目，大抵主于《石门铭》，而以《经石峪六十人造像》及《云峰山石刻》诸种参之。然误法吴安，运指而不运腕，专讲提顿，忽于转折，蹂锋泼墨，以蓬累为妍，未可语为醇而后肆也。”
他的传世书迹很多，尤多对联，今不一一列举。
书法名作
甲骨文 商/佚名
（商）佚名《甲骨文》
甲骨文的发现，为近代书坛增加了一种新的书体。自清末以来，有的书家就兼习甲骨文书法，甚至专攻甲骨，并时有佳作问世。
甲骨文书法对近现代书法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管习何体书法的书家，都可以从甲骨文那种古朴浑穆的书法中获得启迪。
在坚硬的龟甲兽骨上镌刻文字，使用的是并不坚硬的青铜刀或石刀，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这些看似用铜刀或石刀不经意地刻划在兽骨上的文字（也有极少数用朱、墨手写的），却为我们展现了一幅非常奇特古朴的书法美，极大地震动了后世的书坛。甲骨文基本上是由一些瘦硬的直线组成的。为了直接契刻的方便，利于笔画间的相互参照，同一走向的笔画基本上是平行的，绝大部分字的结体也呈平衡对称。受材料的限制，甲骨文不太讲究章法，字间行款错落不齐，字体大小不一。但是，正是这些，又形成了甲骨文特殊的简远、疏朗而淡雅的风格。甲骨文书法的美，也令后世之人赞叹不已，郭沫若甚至把当时契刻甲骨的人称为殷代的钟繇、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
这里所举的这块甲骨，是商代武丁时物，是一块牛的肩胛骨，文字古朴，字体大小错落，笔画有粗有细，虽不能尽识，但却异常优美。已经有明显的笔锋，应该是先书写后契刻的。整体布局看似不经意，但前后呼应，疏密有致，极具匠心，是甲骨书法中的精品。
散氏盘 周/佚名
（周）佚名《散氏盘》铭文
“晚清四大国宝”之一的散氏盘，从康熙年间在陕西凤翔出土以后，一直在民间收藏。嘉庆十五年（1810）清仁宗五十寿辰，湖南巡按阿林保从盐商手中购得此盘，把它作为贺礼进献给嘉庆皇帝，据说还因此荣升两江总督。此盘有长篇铭文，书法极为精美，引起了大学者、收藏家阮元的注意。经他鉴定，为周厉王时期物品，盘上的铭文共三百五十七字，记载的是西周晚期的土地契约。位于今日陕西宝鸡凤翔一带的散国，被西北方的夨国侵占了土地，两国议和，戡定国界，夨国割地赔偿，过程与合约均铸在盘上，作为证明。阮元将它定名为“散氏盘”，又叫“夨人盘”。
散氏盘为带高圈足的大耳圆盘，高0。206米，口径0。546米。腹饰夔纹，圈足饰兽面纹。内底铸有铭文十九行，三百五十七字。其书法浑朴雄伟，字体用笔豪放质朴，敦厚圆润，结字寄奇隽于纯正，壮美多姿。它不同于《大盂鼎》《毛公鼎》一类西周青铜器铭文的结字并取纵势，结字偏长，而是取横势，结字方整。它不但有金文之凝重，也有草书之流畅，开“草篆”之端，在碑学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散氏盘现藏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
毛公鼎 周/佚名
（周）佚名《毛公鼎》铭文
1949年，大量文物被运往台湾；1965年，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正式建成，稀世瑰宝毛公鼎成为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之一，放在商周青铜展厅最醒目的位置，是永不更换的展品。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西周重器毛公鼎在陕西岐山的庄白村出土。鼎出土时相当完整，高0。538米，口径0。479米。鼎口呈仰天势，半球状深腹，垂地三足皆作兽蹄，口沿竖立一对壮硕的鼎耳。因鼎腹内铸有三十二行关于“册命”毛公瘖的铭文，毛公瘖为了报答天子的煌煌美德，铸造了这个宝鼎，子子孙孙永远宝用，故名“毛公鼎”。
毛公鼎
毛公鼎出土后，几经辗转，经西安古董商苏亿年，北京金石学家、收藏家陈介祺，两江总督端方收藏，最后被典押给天津华俄道盛银行。英国记者辛浦森出美金5万元向端家购买。时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大收藏家、书法家叶恭绰急筹3万元将鼎赎出，存入大陆银行。抗战期间，日本人在上海搜索此鼎。叶恭绰嘱咐其侄叶公超保护此鼎，必要时献给国家。叶公超不负重托，终将此鼎留在了国内。
毛公鼎是现存商周青铜器中文字最多的，共四百九十七字，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有人认为抵得一篇《尚书》。它的书法更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被后人称为“周代书法之冠”。笔意圆劲茂隽，结体方长，较早期青铜器铭文已有很大进步。其章法结构更让人称道，大小错落，左右欹侧，长短参差，古朴灵动，是后人学习大篆必临的范本之一。李瑞清题跋此鼎说：“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
石鼓文 周/佚名
这个称呼我们已经习惯了，但是，有时它很让人困惑。石鼓，这里是指“猎碣”，即秦代刻有记述秦君游猎之事的四言诗的十个鼓形石，而《石鼓文》，是指刻在石鼓上的文字。
这十个鼓形石，被康有为称为“中国第一古物”，而《石鼓文》则被他称为“书家第一法则”。但如此神物，却是命运多舛的。从先秦时被刻制好后，就在荒郊野岭一睡千年，饱受风雨浸蚀之苦。唐初被发现后，虽然受到Ｚei8。电子书家的欢呼，却没有改变它的命运。后来总算被迁到凤翔的夫子庙。五代战乱，石鼓又散失了。直到宋代司马池到凤翔做官，才又在民间把它们找回来，可惜其中一个已经被无知的乡民削去上截，做了舂米的石臼！后来总算被向传师把散失的一个也找到了，并把它们运到开封。南宋时，被金人劫到燕京（今北京）。元代被移到太学。抗日战争时，《石鼓》也随大批文物南迁。新中国成立后，它才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安下了家。
石鼓破坏严重，北宋欧阳修所录已仅存四百六十五字，明代范氏《天一阁》藏宋拓本仅四百六十二字，今尚存二百多字，其中一鼓已一字无存。
石鼓文集大篆之大成，开小篆之先河，在书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从书法的角度看，石鼓文遒美异常，它两端皆不出锋，不像一些钟鼎彝器铭文两头尖细，中腹较粗。字体已趋于方扁，于规整中得天真之趣。赵宦光说它“信体结构，自成篇章，小大正欹，不律而合。至若钩引纷披，作轻云卷舒，依倚磊落，如危岩乍阙，文施也异。用无定方，立有成法，圆不致规，方不致矩。可摸者仅三百余言，赖前人释文能补其缺，遂为书家指归”（《寒山帚谈》）。康有为对它更是推崇备至，他在《广艺舟双楫·说分》中说：“若《石鼓文》，则金钿落地，芝草团云，不烦整裁，自有奇采。体稍方扁，统观虫籀，气体相近。《石鼓》既为中国第一古物，亦当为书家第一法则也。”诗圣杜甫在诗中提到过它，韦应物、韩愈、苏轼等大诗人都写过《石鼓歌》来歌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