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电视上认识那个叫李二荣的女人的。她蓬头垢面,贫苦狼狈。一年半前,她四岁的儿子楠楠被决意抛弃她的丈夫偷偷卖掉了。她疯狂地寻,但孩子却杳无音信。她报了案,在警方的协助下,她终于在汕头的一户人家见到了楠楠。 楠楠的养父养母家境很好,他们当初是花了18800元买下楠楠的。当他们看到楠楠的生母找上门来,十分惊骇。楠楠紧紧地趴在养父身上,用带有敌意的眼光看着他已不认识的李二荣。李二荣试图将儿子夺过来,但楠楠气恨地拨开了她的手。李二荣呆呆地站在那里,像个恶意拆散别人美好家庭的歹人。孩子的养父无比心疼地说:“不要吓着了孩子!不要吓着了孩子!”面对此景,李二荣欲哭无泪。楠楠的养父养母看到李二荣十足的寒酸相,便知道她定然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于是他们建议将孩子留在汕头,让他接受良好的教育,同时答应李二荣可以随时来探望孩子。但是,李二荣坚决不同意。她声泪俱下地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生楠...
那是一座美丽的南方城市.不是省会,却比省城的历史还要悠久. 那城市有一条街叫文化街。那城市的文化单位,曾集中在文化街上。如文化局、作家协会、地方剧团。总之,一个省该有的文化单位,在那一座城市的文化街上必定能找得到的。而且,曾各有各的小楼,皆是解放前富人家的别墅。因为那毕竟也是一座近百万人口的城市,还是一座具有文化底蕴、现实文化气质很浓厚的城市。上世纪90年代以后,听说这座城市的领导们特别重视文化和文艺界人士,那些个被商业潮流冲得不知所措的缪斯的儿女,纷纷从东西南北中抽奔到这一座城市里来了,希望能继续充当文艺方面的“家”。他们和这一座城市有过不长一个时期的蜜月,却好景不再,现只留居着众多的画家了。这一座城市自古以来产生过几位丹青大师,都是开风立品人物,令它至今引以为荣。时下,文化人士们的这个协会那个协会,都搬入文化局新盖的机关楼里去了,名分还在,各有一间或两间小小...
麦克拉斯博士正坐在布奇逊中心医院自己宽大的办公室里。他是美国极负盛名的心脏移植专家,这家医院的心脏科主任。他翻开助手刚刚送来的—个新进院病人的病历。“坎贝尔,三十二岁,血型:O型”。病历详细记载了坎贝尔心脏病病史,并诊断他最多只能活四个月。麦克拉斯拿起坎贝尔的心肌X光图,看到坎贝尔已经扩大的心脏,不禁轻轻叹息。全美每年有一千多人需要进行心脏移植,而心脏的来源又是这么少,如果在四个月内没有一个因为意外事故而死,而其家属又同意捐献心脏的人,坎贝尔必死无疑。 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断麦克拉斯的思绪。他拿起话筒,里面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麦克拉斯博士,我是凯琳·布尼,我是代表总统给您打电话的,”她的声音尽管柔和,但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我们要给您送来一个新病人,弗尼斯先生,您知道他是总统的高级顾问。我们希望您能给他第一流的治疗,通过心脏移植挽救他的生命。”...
无论世事怎样变换纷扰,母亲的故事一直都会是我心中最最明晰的情节。母亲去世六年多了,这几年我大部分时间漂泊在外,不断变换着工作,但对她的怀念却与日俱增。 按说,母亲不该是个辛苦一生却得不到回报的庄稼人。可发生在我家的事用“命途多桀”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文革”时期,一向勤俭秉直的母亲因此不得不放弃了读书。有了我和弟弟以后母亲就一直希望我们能继续她的读书梦。母亲很得意的一件事就是,当年她的作文总是被来势认做全班第一。记忆里,母亲偶尔抚摩着我们的课本却并不翻动,叹着气就走开了。我现在想,那些在她的目光下摊开的书本一定是她的伤心地,但更是她希望的田野。 那时候农村还没有现在这么多的致富路子,日出而作,日落却不得歇息。为了供我们读书,母亲很早就习得一门刺绣的手艺——在印了底纹的白布上用丝线依样绣出凸起和镂空相同的美丽图案。中介方以很低的价格收去,然后再高价出口到国...
读美国历史,脑海里一直有一团挥之不去的疑云:一场持续了4年付出了60多万士兵生命的内战,为何没有给美国留下南北隔阂,互相猜疑,互不信任的后遗症?战败的南方也未成为北方任意宰割的战利品,战败的南方将士也未打入“另册”,更没有遭受上升到国家政策或法律上的歧视清算。 近读有关资料,历久的谜团终于解开。当战争由最初北方的劣势在格兰特将军的统率下转为强势,南方败局已定时,按常理林肯总统和格兰特将军除了万分高兴地庆祝胜利外,接下来的事应该准备对有功者进行奖赏,对判乱者进行清算定罪了。但有关资料显示林肯总统和格兰特将军在胜利来临之前,他们不是高兴万分而是忧心忡忡。为何?因为他们首先考虑的不是如何来庆祝胜利,而是怎样尽力避免留下战争后遗症。即不要让战后的美国人民生活在互相敌视、互不信任的阴影之中,更要紧的是要避免南方陷入永无休止的丛林游击战。美国有幸!几乎在同一时候,南军...
今年教师节,我去听了一个县的中小学师德报告会。说实话,听完了报告,心中完全没有产生组织者所期望的自豪或是感动,相反,却充满了悲哀和反感。在我们已经跨入21世纪的今天,对教师道德层面的要求却依然停留在上个世纪改革开放前的水平,回想起耳闻目睹的对老师职业的种种偏见和苛求,我不禁感慨万千。 师德报告团的几位老师年龄多在中年,属于上有老下有小顶梁柱系列。无庸置疑,他们在工作岗位上取得了相当不俗的成绩,也受到学校的器重和各级机关的表彰,应该属于成功者的行列。但让我感到不是滋味的是这些成功者的生活。 首先,他们起早贪黑,废寝忘食,一天到晚泡在学校里,几乎没有多少属于自己的时间。天不亮就匆匆离开家,顾不上给孩子做一顿早餐;深夜才筋疲力尽地回到家中,孩子早已在等待中睡着。平日里忙碌不说,节假日还要给学生补课。...
每次他来 ,脸上都带着一种谦恭、讨好的表情,他低三下四,和每个人打招呼,不停地说着谢谢。是的,他感谢我们,更确切地说,他感谢的是我们所代表的国家机构和一种保障机制,这种保障机制使他每月能在我们手中领到100元钱。他矮小、干瘪,面容总带有一种病态的赤红。每次看到他,我都能感觉到一种衰败的气息,那是一种被生活打败了的气 息。他下了岗,妻子没有工作,女儿上初中,他是城市里赤贫阶层的典型代表。他什么都干,卖菜、卖内裤、卖袜子一次在路边,风将他的袜子吹向了排污沟,他下水去捞,被玻璃削去了半个脚趾,他没心疼自已的脚趾,却庆幸自已捞上了袜子。没有人会为他每月领这100元钱而有异议,是的,他是一个天经地义的需要帮助的对象。...
这件事情发生在澳大利亚一个岛上的度假村,那时我在那里担任翻译。 有一天,我在大厅里,突然看见一个满脸歉意的工作人员,正在安慰一个大约4岁的小孩,饱受惊吓的小孩己经哭 得筋疲力尽。问明原因之后,我才知道,原来那天小孩特别多,这个工作人员一时疏忽,在儿童的网球课结束后,少算一个,将这个小孩留在了网球场。 等她发现人数不对时,才赶快跑到网球场,将那个小孩带回来。小孩因为一个人在偏远的网球 场,受到惊吓,哭得十分伤心。 不久小孩的妈妈来了,看见了自己哭得惨兮兮的小孩。 如果你是这个妈妈,你会怎么做?是痛骂那个工作人员一顿,还是直接向主管提出搞议,或是很生气地将小孩带离,再也不参加“儿童俱乐部”了?...
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可能找得出一百个方式来回答“文化为什么重要”这个问题,但是我可以从一场戏说起。 有一天台北演出《四郎探母》,我特地带了八十五岁的父亲去听。从小听他唱“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我好比浅水龙,困在了沙滩”老人想必喜欢。 遥远的十世纪,宋朝汉人和辽国胡人在荒凉的战场上连年交战。杨四郎家人一一壮烈阵亡,自己被敌人俘虏,娶了敌人的公主,在异域苟活十五年。铁镜公主聪慧而善良,异乡对儿女已是故乡,但四郎对母亲的思念无法遏止。悲剧的高潮就在四郎深夜潜回宋营探望老母的片刻。身处在“汉贼不两立”的政治斗争之间,在爱情和亲情无法两全之间,在个人处境和国家利益严重冲突之间,已是中年的四郎跪在地上对母亲失声痛哭:“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