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则问题 [美]罗纳德·德沃金-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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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理解为人民具有的独立于程序对最终结果可能产生的任何
影响的某种权利。依他的说法，后一个解释申明了两种权利：
　　　　　　　　　　　被告知的权利和被告知何以如此的权利，这两项权利从
　　　　　　分析意义上讲区分于对一个不同结果提供保证的权利；相互
　　　　　　交换着的这些权利表达了这样一个墓本观念：作为一个人，
　　　　　　而不是作为一个物，至少应当就对有关事情的处置与其商议”
　　　　　　一因为当政府以把身份明确的某些个人筛选出来的方式―
　　　　　　这种方式很可能以对特定人的假定为前提―行事的时候，它
　　　　　　就得对亲自［向当事人］告知该决定而不是简单处理了事给
　　　　　　予特别关注。〔　12　　　　〕
　　　　　　特莱伯注意到，与第二个解释相比，该法院的实际判决
似乎更符合他自己提出的有关正当程序要求的两个解释中的
第一个，他解释说，也许是因为该法院没有注意到这个区分。
　　　　　　这个分析具有无可辩驳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应当对“特
别关注”的所指对象给予一定关注。它无法表示为要求简单
地关注赤裸裸的伤害的某个或许被忽视的方面。因为虽然在
没有他们参与的情况下暗中作出判决时，人们大多会更加在
意不利判决，但这是任何适当的功利主义算法都能测出的那
种伤害，而不是以下决定的理由：是否应当举行听证会不应
当以这样的算法为根据。无论如何，值得怀疑的是，那种赤
裸裸的伤害在重要性上是否超过了给其他社会保险金领受者
带来的损失，或者超过了给其他联邦福利计划领受者带来的
损失，后者最终将承受昂贵的听证会费用。
　　　　　　所以，“特别关注”的事应当是某个道德伤害的事实或风
险，而不只是一类特殊的赤裸裸的伤害。但是这不可能仅仅
是实质性非正义的风险，因为那是受到程序要求的字面解释
关注的伤害。内在解释指出了道德伤害的一种不同形式。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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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问题　＇美＇罗纳德·德沃金

么它是什么呢？与人商议而非对其简单处置了事的说法，把
他们视为人而非物来对待的说法，在这里都是于事无补的，
因为这些说法一般属于政治理论。因为它没有说明暗中判决
的明确伤害何以不仅仅是赤裸裸的伤害，而关于处理办法即
把人视为人来对待的命题至多是论证的结论而不是前提。这
些说法没有一个指向以下事实：判决是有关特殊个体的判决，
而不是有关得到许多帮助的一大群人的判决。
　　　　　　我们必须去了解造成如此差异的原因。这些段落的惟一
观点是，针对极少数几个人的判决“很可能以对特定人的假
定为前提”。但是这一观点使我们回到了精确性问题。因为它
认为道德伤害取决于对有或没有特殊资格的判断，并且只要
判断错误，无需进一步论证，便可以视为道德伤害。
　　　　　　所以，想要确立区分于非精确性问题的道德伤害的相关
主题，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也许特莱伯只是认为，宪法正
当程序要求是正当的，因为不精确的行政判决既造成了赤裸
裸的伤害，也造成了道德伤害，在那样的情况下，他的意思
是，不要求在正当程序的字面含义方面和内在本质方面作出
区分，而要求在字面含义的内部作出区分，要求关注保护一
种道德伤害的重要性，那种伤害超出了成本收益的功利主义
算法的范围。
　　　　　　不过我们的确至少有这样的直觉：程序诉讼中存在的问
题甚至比那种道德伤害问题更加严重。假定一个人因犯了我
们绝对肯定他犯下的罪而受到了惩罚，但是没有经过任何审
判。我们感到他遭受了不公正，不过这并不能导出以下结论：
这与他无辜而遭受有罪判决的风险有很大关系。因为我们肯
定那个风险实际上并不存在。毫无疑问，我们的非正义感与
这样一个观念相联系：在社会正式得出关于他们的某种结论
之前，人民必须被告知那些结论。但是这些结论必须是对他
们不利的事情。也许以下说法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它必须
是使他们的道德名誉受损的事情。约翰*　　麦基（John　Macki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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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区分过道德的两种含义，这里我采用的是其广义的解释
　　〔’3　　　　］。那将说明公民权利剥夺法的法理和法规，也就是
说，那些法不符合宪法，因为它们是对被指定的个人或团体
之罪的立法裁决，而非司法裁决。
　　　　　　与实质性非正义的风险不同，什么道德伤害存在于这些
单方面的有罪判决之中但未影响到受到惩罚的个体仍然是一
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很大，不宜在此讨论。不过布
谢尔案涉及的公路听证会显然不存在任何这样的道德伤害问
题。在判决社会保险金的案件中，或许存在着更多的争论余
地。不过那的确得依赖于基于或暗示了那种判决的理由。

第4　章非暴力反抗和核抗议

一

　　　　　　关于非暴力反抗的这个讨论稿原来是为在波恩举行的由
德国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有关该主题的一次大会准备的。对于
大多数德国读者来说，这是一个新观念。他们知道，在英美
传统中，非暴力反抗已经得到了详尽的讨论。于是，我被要
求描述这个讨论在英美的情形。实际上，这个观念的历史在
这两个国家多少有所不同。美国经历了一系列漫长的政治分
裂，那些分裂使合法性两难变得特别尖锐。奴隶制是产生哲
学文献和国民争论的第一个焦点。南北战争之前，国会颁布
过《　逃亡奴隶法案》　，它使北方人帮助逃亡奴隶躲避奴隶
追捕者的做法成为一项罪名；许多人违反了那个法案，因为
良知不允许他们去服从它。宗教教派产生了第二个且极其不
同的服从危机。例如，耶和华见证人教派禁止其信徒向国旗
敬礼，而许多州的法律要求在校学生以向美国国旗敬礼来开
始每一天。耶和华见证人教派拒绝服从这个法律导致了美国
宪法史上几个最重要的联邦最高法院判决，但是它们的法令
首先被理解并且判断为非暴力反抗的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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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人肯定熟悉发生在美国的更晚近的反抗事件。享誉
世界的马丁*　　路德*　　　　　　　金（Martin　Luther　King　；　Jr　。　　　　　　　　）领导了一
场反对种族隔离法的非暴力抵抗运动，那个法令曾经使奴隶
制度在南北战争结束一个世纪之后得以继续维持下去。这场
民权运动融人且汇聚成一股抵制美国侵略越南的洪流，而那
场战争则谱写了美国历史上几个最充满暴力的非暴力反抗的
篇章，并且产生了关于那个话题的许多最有意思的哲学文献。
　　　　　　近期的英国非暴力反抗历史要逊色得多。人们可以想到
伯特兰*　　　　罗素（Bertrand　　　　　　　Russell　　　）因反战而坐牢。再往前，
人们可以想到那些鼓吹妇女参政的女性，想到劳工运动的早
期岁月。但是这些事件都没有导致关于非暴力反抗原则的任
何持久的国民争论；无论如何，关于原则的争论在英国并不
多见，也与英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政治气氛不怎么相容。不过，
就在现在，在美国核武器是否应当在欧洲部署这样一个既令
人烦恼又极可怕的问题上，与其他欧洲国家和美国一样，英
国有了一个新的非暴力反抗的机会。我刚才提到的许多哲学
文献似乎只是停留在术语层面。政治哲学家极为关注非暴力
反抗的定义，对它如何不同于出于其他政治动机的刑事犯罪
活动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然而，这些做法都只是纠缠于
一些表面术语。它们的目标在于发现在不同情况下不同种类
的法令的不同道德品质差异。差异在表面上是至关重要的；
不过在实际决定和判断的狂热中，除非差异越铭记于我们用
来认识政治世界的理论中，我们将把有关它们的见解抛诸脑
后。
　　　　　　无论我们想要在那个一般范畴内部作出什么样进一步的
区分，非暴力反抗都迥异于由自私、愤怒、残酷或疯狂引起
的普通犯罪活动。它也不同于内战，这一点更容易被人忽视。
内战是在一国领土范围以内发生的，当某团体挑战政府的合
法性或者政治社会某些部门的合法性的时候，便会发生内战。
而非暴力反抗涉及的是不以如此根本方式挑战权威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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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他们不自认为―　也不要求别人把自己看成―　正在寻求
任何根本分裂或宪政重构。他们接受政府和政治社会的根本
合法性；他们与其说要挑战不如说要履行其作为公民的义务。
　　　　　　假如我们以那个一般方式来思考非暴力反抗，而抽象于
我将作出的进一步区分，那么我们可以说出30　　　　　　　　　　　　　　　　　　　年以前我们未
曾说出的话：美国人承认，非暴力反抗在其社会政治文化中
占有一个合法的纵使非正规的地位。现在很少有美国人为20
世纪60　　　　　年代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感到痛惜或悔恨了。至少在
回顾这些事件的时候，处于政治中心的人们和政治左派们都
给了这些最著名的非暴力反抗事件良好的评价。
　　　　　　他们承认，这些行动的确具有社会集体的道德意义。在
美国，非暴力反抗不再是一个可怕的观念。

二

　　　　　　那么，我们想要一种什么样的非暴力反抗理论呢？假如
我们希望它是健全的而非空洞的，那么我们就得避免一条诱
人的捷径。非暴力反抗是我们的政治经验的一大特征，不是
因为有些人是好人，而另一些人是坏蛋，也不是因为有些人
聪明绝顶，而另一些人愚昧无知；而是因为我们对一些极严
肃的政治道德问题和政治策略问题存在着意见分歧，有时这
些分歧是如此深刻，以至于具有鲜明正义感的独立的人们便
把它以某个方式表现了出来。所以，假如一个非暴力反抗理
论仅仅宣称人民有权利反抗邪恶的或愚蠢的法律和判决，反
抗的正确性直接来自法律的邪恶性，那么这样的理论是无用
的。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同意，假如一个特定判决是极其邪恶
的，那么人民应当反杭它。但是这个同意在特定而具体的案
件中是无价值的，因为人民接着将就那个法律是不是邪恶的
产生分歧。
　　　　　　我们必须接受一个更艰难的任务。我们必须试着提出这
样一个非暴力反抗理论，即使面临针对被反抗的法律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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