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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

张五常学经济-第6部分

小说: 张五常学经济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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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经济学除了解释现象没有其他用途,就是提出政策建议,经济学的贡献是解释政策会引起的效果。我走经济解释(事实验证)的路走了整整四十年,洛杉矶加大与芝加哥大学的影响先入为主。这方面我可能比他们还要坚持,而向浅中求、简化理论的法门,也是他们的影响,但我可能走得比较极端。
 
重视局限的真实性,首先影响我的是芝大的奈特(F。 H。 Knight),我在那里时他还健在,有机会两次表达了我的仰慕之情。然而,坚持考查局限的影响,主要来自高斯。至于我不喜欢动不动找统计数据,喜欢在街头巷尾跑,对古灵精怪的小现象笔下留神,则是五十年前太宁街的影响了。
 
我只在芝大停留了两年就迁往西雅图去。是不容易的决定。高斯多次挽留,而夏保加大幅提升我的薪酬。所有人都说,一个初出道的经济学子,有机会不多留于芝大几年是大傻瓜。问题是我生于香港,从小爱海,而西雅图的海美绝天下。另一方面,芝加哥的学术气氛太热闹,我要找个地方宁静下来。
 
Griliches是好朋友,当时提供他的看法:「任何年轻的经济学者要离开芝大都不智,因为需要芝大同事的影响与营养。你可能是个例外,因为你永远活在自己的天地中。」
 掷花飞叶好文章(求学奇遇记?之十)

一九六九我从芝大转到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时,《佃农理论》已经发表了。我带去还要修改一下的,是一篇题为《合约的结构与非私产理论》的文稿。该文一九七○年发表,三十多年来影响有重量,虽然很多关于implicit contract与inplete contract的文章,作者没有提到出自该文。
 
华大聘请我时没有读过我的文章,只听到有个思想奇特的怪人就下注。几个月后他们无端端投票通过升我为正教授,也没有真的读过我的文章。大学虽多,恐怕只有当时作系主任的诺斯(D。 C。 North)才会这样做。初抵华大时,遇到正要去英国造访一年的巴赛尔(Y。 Barzel)。他问我正在研究什么,我把那《合约结构》的文稿给他看,他读后交还给我,没说什么。
 
巴赛尔重视我的思维,是他访英后回华大,听到同事J。 McGee大赞我对捆绑销售的看法,读了我在一九六八年发表的《私产与佃农》,吓了一下,然后读我所有发表过或还未发表的文章。一九七二我发表《儿女产权与婚姻合约》,七三发表《蜜蜂的神话》,七四发表《价格管制理论》……每篇发表前都经过巴赛尔过目,提出改进的建议。他认为我的思维无奇不有,怪招层出不穷,但无论怎样变化,我永远坚守价格理论的几个基础原则。
 
不容易想像有更好的同事。巴赛尔博士芝大,从师夏保加,统计学于A。 Wallace门下,名门之后也。一位华大同事给予巴赛尔一个中肯评价:He knows what counts!是一种非常难得的学问。深的、浅的无所谓,但不重要的巴赛尔不管,也不知道。只管重要的学问为学问,是一种天赋。好比当时搞得复杂无比的统计分析,巴赛尔不懂,但他懂的统计理念,不可或缺。
 
巴赛尔的思维细致紧密。他有疑问我要多想一下,但如果他不反对我就心安理得,不管他人怎样说。我自己喜欢奔放思想,有时为了过瘾一下,铤而走险。这样的思维总要有点约束,而巴赛尔就是这样的一个约束者。他从来没有说我想错,只是有时说这里那里不要去得太尽。我是因为有巴赛尔在旁监管,有个靠山,把奔放的思想都放出去。
 
一九六九年在香港搜集了香港租金管制的资料,要研究价格管制,目的是要推出当一个价受到压制,竞争的行为会怎样。肯定的初步答案,是当价作为一个决定胜负的准则被压制,其他准则会出现,而这些其他准则会导致租值消散。不是浅思维,就是今天一般经济学者走不到那么远。一九七二年,巴赛尔同意这看法重要,开始研究因为价格管制而引起的排队轮购的经济分析。
 
我的困难是香港租金管制的经验,消散了的租值显然只是一部分。这问题使我想了很久,得到的答案,是在争取极大化的假设下,租值消散是在局限下的最低消散。后来于一九七四年发表了《价格管制理论》。石沉大海多年,这篇文章起死回生,传世的机会愈来愈大了。
 
这里提出,是因为当年写该文,巴赛尔不断支持,不断鼓励,认为该文石破天惊。这里有一个外人不容易明白的学术哲理。那是到了思维的艰深高处,如果没有一个识者在旁不断打气,不容易成事。我怀疑如果巴赛尔当时没有站在旁边不断拍掌,我那关于价格管制的文章会终于写出来。
 
华大当年的经济系不弱,使后来有人称「华大学派」,诺斯屡次推我为首。很多时他是我授课的座上客。此公对思想重要性的判断不凡,后来因为把交易费用的思维引进历史研究,拿得经济学诺贝尔奖。
 
想当年,思如泉涌,信手拈来皆创意,掷花飞叶好文章。《蜜蜂的神话》前前后后只花了三个月;《座位票价》只用了两个晚上。这样水平的文章一年发表三几篇易如反掌,而通常是还未动笔就有学报编辑索稿,用不着评审。可惜当时我料不到这些文章数十年后还受到注意,以为自己要博大的才有大成,于是找庞大、困难而又重要的入手。于今回顾,这是失败。
 
三个庞大题材把我弄得筋疲力尽。其一是上文提过的香港租金管制,文件数十箱,单是阐释数十年的法例演变就用了两年。这个题材我只做了一半,太累停手,发表过三篇文章,一篇拿得美国某机构的最佳法律论文奖,一篇刊登排头,最重要就是那篇《价格管制理论》。
 
第二项庞大题材,是发明专利与商业秘密的产出、界定与租用。当时没有谁不认为是重要的题材,而史德拉等朋友说我是处理这题材的第一人选。有研究金,购买了不少合约文件,但几个月下来,助手和我就知道很困难,因为每项发明专利都是我们看不懂的科技术语,且项项不同。困难是我收了人家提供的研究金,退既不易,进也难行。一九七七年写了一份很长的中期研究报告,主要有三部分:较为不重要的两部分发表了文章;最重要的部分有待反覆思考、改进,但搁置下来没有动工。可幸今天找到那一九七七年的、题为《产权与发明》的报告文稿,重读最重要的那部分,拍案叫绝,自己今天不会想得出来,也证明智力是退化了。
 
第三更庞大,是为石油公司做的因为一件反托拉斯案而要解释的石油工业合约。我的职责是不管谁对谁错,只是解释为什么会有存在的合约安排。是顾问工作,酬金不少,但我的兴趣是那些奇怪合约,不作顾问不可能拿得样本及有关资料。文件占了大半个车房,花了六年时间,研究做得好,但是雇主之物,不能发表。当时答应在「案」后让我发表的只是一篇短文,关于期货市场,文稿遗失了二十多年,两年前巴赛尔替我找回来。
 
今天一些朋友认为,如果当年我继续写博士后几年那类文章,华大经济学派可见经传矣。然而,区区在下无足轻重,为什么不让我大赌几手呢?学问的争取如沙场混战,行雷闪电,狂风暴雨。诗中有云: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一蓑烟雨任平生(求学奇遇记?十一)
一九八○年十二月,底特律的一个会议中,高斯约见我。到咖啡室坐下来,他郑重地说:「听说中国有迹象开放,你要回到中国去。」他一向认为炎黄子孙了不起,关心中国,但这样说有点突如其来,我不知怎样回应。他是个非常传统的英国绅士,一举一动皆合礼仪,隐居,绝少见客。如今隆重约见,只说这句话,是不寻常的要求了。
 
我默不作声,过了良久,他解释说:「如果中国真的改革制度,你所知的没有谁可以相比,何况懂中文,能适当地向北京解释制度运作的只有你一个。你没有理由推却我的要求。中国不改革也就算了,但如果他们要改,你的贡献会比留在美国大得多,虽然大家对你这些年的学术成就没有怀疑。」
 
共产中国要改革经济体制,外来的建议当然五花八门。高斯和我研究产权与交易费用,知道任何其它角度看制度都不管用。然而,在同一范畴内,我坚持解释现象,坚持这解释要基于产权界定与交易费用作为局限处理,也坚持这些局限的转变是需要考察得到的事实,不接受空中楼阁的术语。是的,知道掌握到真理,我是个非常顽固的人。
 
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被称为「新制度经济」的学问,起于六十年代初期,我自始就身在其中。调查局限及其转变需要很大的魄力,我比高斯与艾智仁年轻二十多岁,落手落脚的工夫做得比较多。可能是这个原因,巴赛尔认为在产权界定与交易费用的研究上,一九六九年我就是行内的第一把手了。
 
可以这样说:当一九八二年回港工作时,关于制度运作的知识,如果北京的朋友需要,我是个可以替他们打通经脉的人。但我不是个「改革者」,不认为自己可以改进世界,何况平生讨厌政治,怎样也要避免卷进任何政治活动中。另一方面,在广西饿死的小朋友我不能忘记,觉得有责任为中国的青年做些什么。
 
后来以浅白的语言解释制度运作,我的立场是既不领功,也不勉强。只希望很多很多的解释文字放了出去,北京的朋友会考虑,会选择。他们怎样选我管不着,但从那时到今天,我知道他们考虑无间。
 
一九七九年到广州会见长姊,离别了二十二年,大家感慨万千。只几天之行,我知道国内的大概情况。跟着一九八○年动笔一九八一年完稿一九八二年发表了《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推断了中国会走今天见到的路。该文的重要地方,不是作出准确的推断,而是文内提供了一个理论架构,让我能以之作为基础,继续观察及分析中国的发展。
 
高斯对中国改革的主要贡献,不是私有产权对资源使用重要的老生常谈,而是他提出从界定权利的角度看私产。「私」字当头,北京大忌,就是到了今天他们以「民」为「私」!然而,有了高斯的启发,我把「权利界定」这理念推出去,却被接受了。权利界定是市场经济的先决条件——是我发明的高斯定律。
 
想当年,北京的朋友同意人与人之间的权利要有清楚的界定,但名称上产权谁属他们有保留。「天下为公」很好听,既然权利界定是卖羊肉,他们不愿意挂上「私有」这只狗头。我说「所有权」(ownership right)毫不重要,可以跟使用权分离,需要清楚界定的是使用权、转让权与收入享受权——我在一九七○的一篇文章说过的。几年前到中共中央党校讲话,款待我的院长提及一九八五我在北京首都钢铁厂讲话时,他在座,听到我建议把所有权与使用权分开,听者不相信,但后来愈想愈行得通。
 
跟踪中国的改革发展二十六年,从那里学得的知识比他们跟我学的多出不知多少倍。本来痛惜关于中国经改的分析大部分以中文下笔,鬼子佬无从拜我为师,然而,编辑自己的英语文章结集,发觉久不久以英文下笔的关于中国改革的文章,加起来颇全面,有可观。
 
回头说一九八二回港任职时,带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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