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前辈杨伯，某一天在电视新闻中看到一位和他同龄的老人在街头发病被送往医院，但因老人身上只有几十元钱，且又联系不到他的儿孙，医院不敢贸然施救，结果死在病床上。从那天起，他老人家就长期将两个存折和3000元现金带在身上。带这么多钱在身上又怕小偷光顾，于是就缝了一个有口袋的大内裤，走起路来一叉一叉的，很搞笑。此习惯一经养成，风雨不改。晚辈们都视之为病态。 无独有偶，我的外婆，今年82岁了，双目失明，行动不便，但多年来养成的屯积粮食的习性却一点都没有改变。她像《四世同堂》中的祁老太爷一样，喜欢把米、油、花生、面条等放在自己卧室里，从床上一伸手便可以触到，那种富足和踏实的感觉，令人发噱。最喜剧的是老太太虽然双目失明了，却胸怀全球，无论是索马里闹饥荒美国打伊拉克还是印度洋大海啸，都能使她联想到油价粮价快涨了，赶紧买几百斤回来备着。她的焦虑、担心和溢于言表的恐慌，都让晚辈...
我曾经在一所颇有规模的、新兴的民办学校实习，认识了一位“阳光老师”。 他是澳大利亚人，大个子，五十来岁的样子，秃顶；他性格特别开朗，言谈举止活像一个小孩子。他的名字叫桑尼（SUNNY，中文译为“阳光灿烂的”）。基于以上两点，我们都叫他“阳光老师”。 我没事时总是去听“阳光老师”的课，在我看来，他的课堂严格地讲不能称之为课堂，因为在我上学时，我们在课堂上是正襟危坐、毕恭毕敬、鸦雀无声、胆战心惊的。在他的课堂上，孩子们如一群快乐的麻雀，唧唧喳喳，七嘴八舌，想啥就说啥；孩子们坐得东倒西歪，自由自在，甚至有人走动互相探讨。“阳光老师”自己呢，一进教室，就脱掉长外套，随意地挂在讲台边；他有时一抬屁股，竟然坐在讲台上，口若悬河，手舞足蹈。他虽然带了课本，却很少打开，他的课堂，几乎等同于聊天室。他从不呵斥任何孩子，他挂在嘴边的多是温和真诚的纠正和热情的鼓励。...
我是在电视上认识那个叫李二荣的女人的。她蓬头垢面，贫苦狼狈。一年半前，她四岁的儿子楠楠被决意抛弃她的丈夫偷偷卖掉了。她疯狂地寻，但孩子却杳无音信。她报了案，在警方的协助下，她终于在汕头的一户人家见到了楠楠。 楠楠的养父养母家境很好，他们当初是花了18800元买下楠楠的。当他们看到楠楠的生母找上门来，十分惊骇。楠楠紧紧地趴在养父身上，用带有敌意的眼光看着他已不认识的李二荣。李二荣试图将儿子夺过来，但楠楠气恨地拨开了她的手。李二荣呆呆地站在那里，像个恶意拆散别人美好家庭的歹人。孩子的养父无比心疼地说：“不要吓着了孩子！不要吓着了孩子！”面对此景，李二荣欲哭无泪。楠楠的养父养母看到李二荣十足的寒酸相，便知道她定然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于是他们建议将孩子留在汕头，让他接受良好的教育，同时答应李二荣可以随时来探望孩子。但是，李二荣坚决不同意。她声泪俱下地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生楠...
几年前的一天，女儿放学后神情忧郁地问我，爸爸，你说假如有一个人要上北京，有汽车、有火车、有飞机，他应该乘坐什么交通工具？有土路、有沙石路、有高速公路，他应该选择哪条路？我说，那要看这个人的经济实力了。她说，坐飞机和坐火车、坐汽车票价一样，走高速公路和走土路、沙石路收费一样。我说，那当然要坐飞机和走高速公路了，既然少了旅途的辛苦，又节省了不少时间。可是，女儿神情更加忧郁地说，一道貌岸然数学题明明五步可以解完，老师为什么偏偏让我们解七步呢？ 一开始，我还以为女儿又在跟我玩智力测验呢。听了后面这句话我觉得不对劲了，就问她究竟是怎么回事？ 女儿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之后，又把那张卷子递给了我，她还很有心计地将“标准解法”附在了旁边。目的是让我比较一下，给她当个裁判，讨个公道。...
母亲一直说她身体不太舒服，五奶奶得了乳腺癌，也是一样的症状母亲是个坚强的人，小病小灾从没放在心上，这次她说自己不舒服，肯定是把它当成 大事了。我们故意轻描淡写地说那是小病，是身体偶尔不适，每个人都会碰见。 她依然很努力地劳动，我心里却很是不安，不敢往更坏处想，心里感到害怕，怕母亲会离开我们。万一母亲先走了，家就不再是家了，只剩下父亲一个人，他怎样应对孤独晚年？他跟谁说话？一个人的生命齐刷刷断开，谁愿心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一生支离破碎？我们都走得很远，谁来照顾他？即使父亲天天对坐在我们面前，又怎么知道父亲的心离我们有多遥远？他走在广阔的田野里，走在村里村外的道路上，在空荡荡的房子里，他自言自语，再也听不到母亲应和的声音。...
父亲理发回来，我们望着他的新发型都笑了—后脑勺上的头发齐刷刷地剪下来，没有一点层次，粗糙，玩劣如孩童。 父亲50岁了，越来越像个孩子，走路从不抬腿，脚蹭着地，嚓嚓嚓地响，从屋里听，分不清是他在走路，还是我那8岁的侄儿在走路。有时候，饭菜不可口，他执拗着不吃；天凉了，让他加件衣服，得哄好半天。 父亲很有点“人来疯”。家里来个客人，父亲会故意粗声大气地跟母亲说话，还非要和客人争着吃头锅的饺子———他明知道家里有客人，母亲不会和他吵架。客人一走，父亲马上又会低声下气地给母亲赔小心。 每次父亲从外边回来，第一句话一定是：你妈呢？如果母亲在家，父亲便不再言语，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果母亲不在家，父亲便折回头骑上自行车到处找，千辛万苦把母亲找回来了，又没有什么事。有一次，父亲晨练回来，母亲说：出去之前也不照镜子，脸都没洗干净，眼屎还沾在上面。父亲不相信：我出去逛一...
我14那年，为了准备高中入学考试，除了上课以外，很多时间都在图书馆里温习。尤其放了暑假，每天一大早就到图书馆门口排队，以使获得里头较安静的座位。 有个男同学叫T，每天也一定来图书馆。有时候，我早晨起得晚，差一点就没赶上9点钟图书馆开门的时间。每逢此时T都帮我占个座位。我们领座学习到中午，一起去食堂吃面包当午餐，跟着又做功课到下午6点钟。图书馆关门时一起出来，说声“明天见”，便各走各路回家。我们之间，显然互相有好感。 有一天，T没有图书馆。整整一天，我心里好像有了个空洞。他怎么了？有事出去了？还是生病了？我感到很不安。 第二天，我在图书馆见到T。他并不说前一天为什么没有来，我也没有问他。我们照样坐在一起学习，到了中午一起吃饭，跟平时没什么两样。不过，我的感觉从此就不一样了。...
不管你如何忙碌，都应在星期天抽个空，带着孩子到爷爷奶奶家探望老人。 孩子以后也会记得你在路上的吩咐，爱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 的确，很多很多时候，你以为孩子不晓得你在干什么。其实，他们是看在眼 里，嘴上不说而已。 孩子从你的一举一动中，构建一个成长的模型。 当你小心翼翼地把孩子第一次从学校做的饼干送入口中时，你以为他没有看 到。你嘴角的微笑，让他决定周末不出去打球，要呆在厨房烘饼干。 当你在公路上停下来，把一只受伤的猫抱到路旁。他会更加爱护家里的动物， 更加理解生命的意义。 当你的妻子突然说想吃榴莲，虽然已近午夜，你仍驾车到芽笼买两个回来。...
在我最近的阅读中，有两个女人的爱情故事深深打动了我。 她们的命运是那么相似：都曾有过惊世骇俗的爱情；都不是丈夫的原配；都成了遗孀；都凭着对另一扇翅膀的美好回忆，在人间单翅飞翔。 ――廖静文女士，徐悲鸿先生的遗孀。她揣着一个到了坟墓都不忍放下的故事：“悲鸿每次去开会的时候，回来都会带三块粮，两块给孩子，一块给我，就是这样。他去开会的那天，从早到晚他都在会场。他开了一天的会，晚上又去出席一个招待外宾的宴会上他突发脑溢血，就再也没有回来。他死了以后我在他的身上摸到了三块水果粮，就是他预备带回家给我和小孩吃的。”那是1953年的事，那时，一块糖给苦难人生带来的安慰是不容低估的。徐悲鸿去世之后，廖静文女士的生活中也曾有过异性的倾慕，但是，廖静文一看到客厅里挂着的“像油画那么大的悲鸿的画像”，看到到处都是徐悲鸿的痕迹的家，她就明白了她永远不可能停止对徐悲鸿的思念，恰如徐...
刚从医大毕业的时候，我怀着拯救天下苍生的理想，希望所有的人都远离痛苦。工作半年后，我收了一个老年病人，他笑的时候，就像三毛说的，“脸上哗地开了好大一朵花。”医护人员大多很喜欢他，然而我心里藏着隐忧，他得的是肝癌，肝癌啊。 那是从未体验过的经历，眼睁睁地看着他的病情一天天恶化，我和其他的医生几乎用尽了所有的方法。看着他努力地微笑，我几乎要掉泪了，他对我说：“别难过孩子，我知道我是真的不行了。” 在他最后的日子里我每天都被震撼着。你试过一个生命在你手中悄然远逝吗？你不是要拯救天下苍生吗？当他永远地闭上眼睛，我竟呆呆地说不出话来。生命是如此不可把握，而我的力量竟然是那样渺小，渺小得让我无法正视。...
在繁华的纽约，曾经发生了这样一件震撼人心的事情。 星期五的傍晚，一个贫穷的年轻艺人仍然像往常一样站在地铁站的门口，专心致志地拉着他的小提琴。琴声优美动听，虽然人们都急急忙忙地赶着回家过周末，还是有很多人情不自禁地放慢了脚步，时不时地会有一些人在年轻艺人跟前的礼帽里放一些钱。 第二天黄昏，年轻的艺人又像往常一样准时来到地铁站门口，把他的礼帽摘下来很优雅地放在地上。和以往不同的是，他还从包里拿出一张大纸，然后很认真地铺在地上，四周还用自备的小石块压上。做完这一切以后，他调试好小提琴，又开始了演奏，声音似乎比以前更加动听更悠扬。 不久，年轻的小提琴手周围站满了人，人们都被铺在地上的那张大纸上的字吸引了，有的人还踮起脚尖看。上面写着：“昨天傍晚，有一位叫乔治·桑的先生错将一份很重要的东西放在了我的礼帽里，请您速来认领。”...
一位老人和他的狗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老人一边走，一边欣赏着沿途的风景。突然，老人意识到自己已经离开了人世，他回忆起临死时的情景，也想起身旁的这只狗早在几年前就死了，他不知道这条路将把他们引向何方，只是茫然地朝前走着。 走了一段路程，他们发现前面路边高耸阗大理石砌的围墙，围墙正中是流光溢彩的拱门，门上装饰着珍珠，非常华丽，门前的路由纯金铺就。老人兴奋不已，他想他们终于到了天堂。他带着狗朝着门走过去，只见门口放着一张有着精致雕刻的桌子，旁边坐着一个人。 “打扰一下，这里是天堂吗？”老人问道。 “是的，先生。”看门人回答。 “太好了！那你这里一定有水喝吧？我们赶了很远的路。”...
华人在自己的祖国聚会，用什么语言交谈？这也许是个毫无疑问的常识问题。谁不知道华人同文同种讲汉语？ 然而怪事偏偏就出在同种不同文，华人在华开会竟然“禁说”华语。刚刚在上海落幕的第四届全球华人物理学家大会，聚集的学界精英尽管都是黄皮肤黑头发，但从论文汇编到会议网站，从演讲到提问，甚至会场门口的指南，全是英文。有人申请用中文做报告未获准许，只好用不熟练的英文演讲，致使论文原意不能充分表达。一位与会学者认为，大多数报告用中文完全可以讲清楚，而且更容易被听众理解。即使考虑到部分海外华裔学者的需要，至少可以采用中英文双语，但这些要求被组织者以国际惯例为由而拒绝。大有非熟练英语者不得发声的意思。...
“我能看看我的孩子吗”同天下所有的母亲一样，这个刚成为母亲的女人，急切地问道。刚刚经历的巨大阵痛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她一脸的阳光灿烂。于是，护士小姐把襁褓递给了这位幸福的母亲，她自己却迅速地转过身，朝窗外看去。抱着自己的小天使，母亲的心都融化了。多美啊！粉嫩的小脸、软软的头发，母亲迫不及待但又小心翼翼地解开了襁褓。一下子，她惊呆了！这么完美的小脸上居然没有耳朵！“耳朵在哪儿？我儿子的耳朵在哪儿？”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会的，不会的我儿子怎么会没有耳朵？” 物换星移，孩子一天天长大了。幸运的是，他的听力没有任何问题；不幸的是，他永远和别人不一样，他的头部就贴着这个异样的标签。全家人对此讳莫如深，好在儿子毕竟年幼，不谙世事。但终于有一天，放学回家的儿子，泪流满面地一头扑进了母亲的怀里：“妈妈，我再也不上学了”伤心的泪流在儿子的脸上，却流进了母亲的心里。知道...
他是一个劫匪，坐过牢，之后又杀了人，穷途末路之际，他又去抢银行。 是一个很小的储蓄所。抢劫遇到了从来没有过的不顺利，两个女子拼命反抗，他把其中一个杀了，另一个被劫持上了车。因为有人报了警，警车越来越近了。他劫持着这个女子狂逃，把车都开飞了，撞了很多人，轧了很多小摊。 终于他被警察包围了，警察让他放下枪不要伤害人质，他疯狂地喊着：“我身上好几条人命了，怎么着也是个死，无所谓了！”说着，他用刀子在她颈上划了一刀。 她的颈上渗出血滴，她流了眼泪，她知道自己碰上了亡命徒，知道自己生还的可能性不大了。 “害怕了？”劫匪问她。 她摇头：“我只是觉得对不起我哥。”...
拉里·爱德华出身贫寒，缺吃少穿的日子让他从小便感受到了贫穷给自己和 家人带来的耻辱。邻居的嘲笑、同学们的取笑，常常让拉里·爱德华伤心不已。 他对别人对待自己的态度很敏感，甚至路人一个不同寻常的眼神，也会让他难过 半天。 他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所有鄙视他的人都比他过得幸福。于是， 拉里·爱德华决心出人头地，他要跟那些鄙视他的人过上一样幸福的生活。他几 乎不跟同学们来往，哪怕是一丁点时间也要用在学习和工作上，课余时间，他不 是在图书馆学习，就是在快餐店打工。他靠自己打工挣的钱读完中学，并考上了 大学，此时，他认为自己的第一个目标已经实现。但幸福的感觉很快离他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