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兄弟俩,我是小儿子,可母亲疼的偏偏是哥哥。哥哥大我一岁,两岁时患了一场病,那时,我们家刚从广西迁到重庆,父母都很忙,把哥的病耽搁了,哥就成了个瘸子,走路一跛一拐的。 记忆中,母亲从小就偏爱哥哥,我从小学到初中,都是“执”哥哥的旧衣服穿。过年时,母亲到供销社扯上几尺布,给哥哥做新衣,每次都没我分。有次,我实在忍不住了,哭个没完,冲着母亲喊:“他一个瘸子,能穿出什么样来,还净给他买新的。”母亲一听,像被马蜂蛰了般,扬手就给了我一耳光。我哭得更凶了,倒是哥哥过来哄我:“别哭了,衣服做好了,先给你穿行么?” 哥哥为人老实,在村里人缘好,却一直成不了家,谁愿把姑娘嫁给一个瘸子呢?父母只有干着急。...
居住于南京的作家叶兆言,其实是个很没故事的人。他既不抽烟,也很少喝酒,更没有丁点绯闻去让媒体炒作。作为文学世家,从他爷爷叶圣陶开始,就形成了对人对物一向低调的家风,生怕坏了自己的清名。对于爷爷和父亲,叶兆言一直有种挥之不去的“敬畏情节”,留下了许多关于父亲的文字;但面对渐渐长大的女儿,身为父亲的他,又常处于一种不知所措的爱恨交织的感情之中。一方面,他一直用自以为是的“理论”管教女儿;另一方面,女儿则在潜意识里与父亲进行着多方面的抗争。直到有一天,看过女儿临出国前交给自己的日记本,叶兆言在震惊之余开始反省自己的父亲角色。 女儿写给父母的心灵日记 2000年8月,16岁的叶子作为金陵中学参加AFS国际交流的学生,要去美国读一年书。临出国的前一个月里,叶兆言夫妇总被一种紧张的情绪包裹着,今日想要买些啥,明日又盘算着还得备些什么东西,可女儿呢,整天像个没事人似的,喊她干什...
爷爷过世四十年了。每次去扫墓,妹妹都拿我说事,说爷爷生前重男轻女,对我过于宠爱,故而他去世时我哭得最伤心,11岁的小孩守在一个老人的遗体旁,一间屋内就这么两个人,也不知道害怕。四十年前一个穷人家的宠爱,也吓不死人:他只是喜欢带我去洗澡,6分钱洗一回,每一回的犒赏只是买一个3分钱的烧饼。1959至1961年的饥荒年代,奶奶从菜场里能买回的是“喇叭菜”——卷心菜最外面那几张老叶子。后来连这样的老叶子也断档,不知从哪里搞回来豆腐渣放在蒸笼里蒸,还有胡萝卜头,一屋子豆腐渣加胡萝卜的腥气味,以致我今天都不能碰胡萝卜,一吃就反胃。父亲为了给孩子省口粮,饿晕过。如果不是爷爷澡堂里的那些烧饼,也许我也会有类似体验,至少不会长成这样一个高个子。...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那年,女孩刚上大学,她住在有六个人的宿舍。另外五个女孩家里的条件都非常好,而女孩家里很穷。她的穿着非常朴素,人长得瘦小而且有点儿黑,除了那双乌黑明亮的眼睛,女孩跟打扮漂亮的舍友比起来,就像是天鹅群里的丑小鸭。 正因为这样,女孩很自卑,脸上总是挂着忧郁的神情。她尽管努力,但成绩平平。 女孩的舍友陆续地过生日,她们在高档的卡拉 OK厅或充满浪漫情调的酒吧开生日Party。女孩参加Party的时候,总是坐在角落,默默地看着鲜花、礼物和祝福一齐拥向幸福的寿星。 而女孩的生日总是被人忘记,因为她自己也常常遗忘了它。女孩偶尔也会有想起的时候,她不奢望开一个生日 Party,但她希望有一天,有一个人忽然记起了她的生日,送给她一张贺卡,对她说“生日快乐”,女孩就心满意足了。可是,从没有一个人为她这样做。有一次,她的生日已经过去很久很久了,她的舍友忽然想起,问她:“...
刚从医大毕业的时候,我怀着拯救天下苍生的理想,希望所有的人都远离痛苦。工作半年后,我收了一个老年病人,他笑的时候,就像三毛说的,“脸上哗地开了好大一朵花。”医护人员大多很喜欢他,然而我心里藏着隐忧,他得的是肝癌,肝癌啊。 那是从未体验过的经历,眼睁睁地看着他的病情一天天恶化,我和其他的医生几乎用尽了所有的方法。看着他努力地微笑,我几乎要掉泪了,他对我说:“别难过孩子,我知道我是真的不行了。” 在他最后的日子里我每天都被震撼着。你试过一个生命在你手中悄然远逝吗?你不是要拯救天下苍生吗?当他永远地闭上眼睛,我竟呆呆地说不出话来。生命是如此不可把握,而我的力量竟然是那样渺小,渺小得让我无法正视。...
她的名字叫凡玛朵,大家叫她麻烦多。我叫她凡玛,省事。教她可是心分八瓣也不够使的。一个女孩子既不漂亮,又不文静。不漂亮也罢,爹妈给的。安稳点儿总可以吧,不,她几乎一刻也不停地给你制造麻烦。 她的调查表写着父亲是意大利籍,母亲是美国籍。住意大利,又在美国上学。得!无拘无束加傲气,她都有。你和她谈话,她用两个鼻孔对着你。头总是高昂着。她的鼻子翘翘着,周围像撒了茶叶末一样,长了一层小雀班。脸上的每一个部位,连那个小雀斑仿佛都在宣布:“不屑一听”,要不就是“嗤之以鼻”。她个子不高,却叫你永远感觉她在君临天下。 上课,学生守则的第一条,就是着装整齐。她穿一双50年代的木呱嗒板来了。坐下吧,还不。她“呱嗒呱嗒”走到大家眼前,抬起脚说明:“看,比荷兰的木鞋科学。脚自由。”是呀!我小时也穿过,倒没注意它的宝贵。新鲜的视角!当然不能批评她啦。只是弄不清她从哪淘换来的?...
我只比表弟小强大六岁,但想法却天差地别——我以为天经地义的,他却认为缺乏逻辑。那天,看到一则有关失学儿童的报道,我眼泪汪汪地建议“要不然我们捐300元”,话音刚落便遭到小强的嘲笑,他还说出一番道理:“第一,这类事情,社会福利机构和保障部门责无旁贷,怎能频繁以号召募捐的方式嫁接到个体身上去?第二,为什么要助人为乐?助人为乐对我有什么好处?” 我瞠目结舌,差点没晕过去:“好处?助人为乐属于人格完善的范畴:助人者,善良也;不助人者,冷漠也。帮助别人又不是投资,居然还指望回报?这么多年从小学到大学你接受的教育全失败了!” 学经济的小强反驳我说:“不,愿不愿意助人跟‘人格’什么的没有直接关联,而是一个经济范畴的话题,表明了‘投资’与‘回报’的关系。”为证明自己的观点,他列了一张表,题目是“助人的支出”:...
一个文明的社会,不仅是基于法律的,更是基于道德良知的.但中国的现实是,几乎很少有人把道歉作为一种道德要求,也几乎不会有人因为良心的声音而站出来承担责任. 道歉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吗?没有人这样说过。当你做下一件不利于他人的事情时,你应当对受到影响的人说声“对不起”,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这是每个人从小就受过的教育。只是,社会有时具有一种抹消教育成果的效应,当一个人渐渐不再年少,“对不起”会慢慢淡出人们的生活。 人的成长,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道歉的频率逐渐降低来量度。总体来看,在我们这个时代,“道歉”是一种与“主见”和“行为能力”相排斥的东西,人的“主见”越大,“行为能力”越强,就越是拥有不道歉的本领,都具有降低“道歉”水平的效用。当一个人完全不脸红、完全不向人道歉的时候,恭喜,你有福了,你已经不是一般的“大人”,而上升为别人眼中的“大人物”,犯下一个错,不仅不必道歉,而...
1941年秋,靠着三百美元的奖学金,羞怯、瘦弱、寒酸的我从温尼卡社区剧团进入西北大学就读。开始两三天的戏剧课我都坐在一个名叫利迪亚·克拉克的女孩后面,她一头浓密、蓬松的爱尔兰黑发,使我心颤。她伏案记笔记,我却在后面神思恍惚,眼里心里都是她的倩影。 课间休息时,我简短唐突地问候了一句:“嗨,你好吗?”但却不知道如何进一步发展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从未和女孩子约会过。女孩们都希望有男孩请吃汉堡牛排,请喝可口可乐,有车接送。可我身无分文,又没车,连跳舞都不会。女孩?我毫无办法。 人们常说命运很有关系。我和利迪亚都被排在同一节目单中,我在《里米尼城的弗兰西斯卡》中扮演一个中世纪的情人,身穿紧身衣,头发鬈曲,腰别匕首。利迪亚在一出叫《马德拉斯大厦》的多愁善感的英语剧中扮演一个角色。不知道是不是她有意找机会和我接近,彩排时利迪亚问我她的第一句台词该怎样说才好。她上台的第一句台...
今年十一期间,我应邀参加一个学生的婚礼。在婚宴上,当新郎新娘来到我们这一桌敬酒时,新郎在我耳边悄悄对我说,你看那穿红衣服的伴娘,就是我曾给你讲过的前沟村李大爷家的三丫头。一听此言,我一下子转过身注视着她,只见她有着秋水般明澈的眸子,青春勃勃的脸庞 上漾着纯真的笑容。我情不自禁地站起身,斟了满满一杯酒,走到三丫头面前,对她说,我敬你一杯酒,我听过你的故事,一直想见到你.我从你身上懂得了什么叫纯真如水这故事还得从我这位学生身上说起。 那是在六年前,我这位学生师范刚毕业。毕业前夕,他和他的女友及另外两个同学一同来到河南农村搞社会调查,在一个叫前沟村的偏远山村呆了一个多星期。在这一个多星期里,他们被这里的贫困深深地震撼了,他们没有想到在今天的中国还有这么穷的地方。怪不得安徽一对作家夫妻发出了中国农民最苦,中国农民最难的呐喊。他的女友拿出糖果分给小朋友们吃,小朋友问,...
** 1、恭王府 到北京快三年了,最吸引丁能通的地方还是和珅的故居恭王府。丁能通几乎每隔两三个月就要来这里一趟,原因很简单,不少政治新星升起后,由于一个“贪”字最终却像流星一样陨落了,这其中就包括不少大大小小的驻京办主任。在这里走一走,看一看,无非是提醒自己别因为“贪”而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丁能通对和珅感兴趣不是因为和珅“贪”,而是因为在和珅身上集中了官本位制度中所有为官的元素:自幼清贫、发奋苦读、幸识君王、连升三级、侍君如父、位极人臣、左右逢源、精明干练、阴险狡诈、贪得无厌丁能通的身世与和珅太相似,也是从小丧父,靠母亲含辛茹苦把他养大,他从小就想出人头地,于是发奋苦读,大学毕业后考入东州市政府,幸得市长肖鸿林的赏识成为市长秘书,真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通过多年的历练,他也修得左右逢源、精明干练、诡谲圆滑,其实,什么样的仁人志士在官场里混久了,棱角也都磨...
在繁华的纽约,曾经发生了这样一件震撼人心的事情。 星期五的傍晚,一个贫穷的年轻艺人仍然像往常一样站在地铁站的门口,专心致志地拉着他的小提琴。琴声优美动听,虽然人们都急急忙忙地赶着回家过周末,还是有很多人情不自禁地放慢了脚步,时不时地会有一些人在年轻艺人跟前的礼帽里放一些钱。 第二天黄昏,年轻的艺人又像往常一样准时来到地铁站门口,把他的礼帽摘下来很优雅地放在地上。和以往不同的是,他还从包里拿出一张大纸,然后很认真地铺在地上,四周还用自备的小石块压上。做完这一切以后,他调试好小提琴,又开始了演奏,声音似乎比以前更加动听更悠扬。 不久,年轻的小提琴手周围站满了人,人们都被铺在地上的那张大纸上的字吸引了,有的人还踮起脚尖看。上面写着:“昨天傍晚,有一位叫乔治·桑的先生错将一份很重要的东西放在了我的礼帽里,请您速来认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