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某些方面可以成为他人的手段,但是,生命永远都只能是目的。不仅对生命如此,对人的身体也应当如此。除非该当或者自愿,身体也只能是目的。 在法律规则中,有没有一种在极端特殊的情况下,认为人吃人是正当的呢?很难想像这样一种情况。然而,1884年,英国大法官劳德·科勒里奇审理的杜德里和史帝芬被 控于1884年7月5日谋杀理查德·帕克一案,就是一个这样极端的案例。 1884年7月5日,托马斯·杜德里、爱德文·史帝芬和另一位船员布鲁克斯以及后来的被吃者,一位17—18岁的男孩帕克,都是一个英国注册船只的海员,由于风暴,船只沉没在距好望角1600英里的海上,他们被迫进入了一条属于这只船的小艇上。除了两罐头萝卜,他们连续3天没有足够的水和食物。...
礼仪之邦缺礼仪 老外到了中国,从机场出来的第一感觉是什么?我告诉你,两个字:混乱。 从机场到市区的路上,老外搞不明白为什么一路上有那么多的车要插到他们的前面来,也困惑他自已乘的那辆车的司机又为什么死活不让对方进来。 中国马路的生存逻辑是,机动车比人牛,宝马最牛。加上红绿灯对非机动车和行人而言基本上只起装饰作用,这使老外立即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过马路几乎成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观看第一次到中国的老外过马路真是一次难得的“精神享受”。那是一家四口,在上海最繁华的淮海路上,交通灯变绿开始过马路,老外发现右转的机动车不像自己国家那样会停下来让行人先走,赶忙后退却差点又被一辆高速行使的自行车撞倒。大小老外觉得极不安全,已经走到马路中间不得已又退了回去。...
我最早知道的德国人,就是自诩为太阳的尼采,鲁迅偷偷告诉我们“他疯了”。我十分纳闷,这样一个将自己比喻成太阳,并不断给别人光与热的人,没有中国人那种“好死不如赖活”的人生信念,却选择了精神崩溃这匪夷所思的行为。这种民族的特殊性,我想,只有亲自到德国走一趟,感悟那里的风土人情,才能一识庐山真面目,掀开日耳曼民族那伟大之民族精神的红盖头来。 平等之思想 当“天赋人权”的自由思想传遍西方发达国家各个角落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形中就潜入日耳曼民族每个人的毛孔中。 一天,午夜时分,热闹的酒吧文化吸引着我们同德国人一起泡酒吧。在这里吃着意大利的通心粉,点根白沙烟,尽情品尝味道纯正的慕尼黑啤酒,同德国朋友一起畅谈两国文化与思想,他们常常瞪大了眼睛听我们谈中国的计划生育、交通状况、农村与城市的巨大差别等;他们同我们谈起了一则小故事,轮到我们目瞪口呆了:“在德国,政府...
第五卷 闲话中国人(前言 序 引言) 前言 流寇路线现在想来,我这一生,大约命中注定会有几次转型。第一次,是1965年高中毕业去新疆,从“学生娃娃”转变为“革命战士”。第二次,是十三年后,即1978年,由新疆考进武汉大学读研究生,从“革命文青”转变为“青年学人”。十四年后,即1992年,从武汉大学到了厦门大学。其结果,是从“传统学人”转变为“另类学人”。再过十三四年,即2005年到2006年,通过上“百家讲坛”,又毫无思想准备地,从“另类学人”变成了所谓“公众人物”。因此,我把出版《艺术人类学》,看作第二次转型的完成;而把调入厦大,看作第三次转型的开始。第三次转型的标志,就是收入本卷的《闲话中国人》。...
三叔从老家来省城帮儿子筹备国庆节举行的婚礼,看着儿子为找不到加长林肯或凯迪拉克做婚车而唉声叹气,他一次次欲言又止。这一晚,皓月当空,父子对饮。 1981年,鲁南山区,大豆高梁在田野里漂香。三叔的爹,我的爷爷忙着张罗第三个儿子的婚事。那时候,爷爷当了村主任,最后一个儿子的婚礼当然要办得风风光光。这天一擦黑,爷爷就提着两瓶兰陵大曲,揣着两盒孔府烟跑了十多里的山路,摸到前进村村主任何大把式家里。前进村原来叫水洼洼庄,改革开放后靠养鱼致了富,改名前进村,去年买了台手扶拖拉机,更是闻名方圆几十里。爷爷刚开口,就被对方堵了回来。国庆节日子旺,拖拉机早被乡长的公子结婚定下了。“要不,你把它推走?”何大把式指着墙根的一辆独轮车说,“咱也就配这档次。”爷爷脸一红,二话没说,拎起桌上的两瓶酒抬腿就走。...
据说物质贫乏时代的人们憨厚又狡诈,大方又小气,貌似公允又十分偏心。这一点我十分相信。我婆家的奶奶经常会绘声绘色跟我们讲述一件事。 呼嗒呼嗒的风箱声停止,拿一瓢水把余火泼灭,揭开高梁篾编的笼屉,一股热气冲天而起。奶奶忙着用水把手蘸湿,把锅里的白面馍和黄面馍拾到干粮篮里。一边拾,一边暗中记数:“一,二,三,白馍,十六,黄馍,十七”我一边听一边纳闷:“记数干嘛?一家人吃饭还要定量?” 谜底很快就揭开了。一锅薄粥,小葱拌黄瓜,一家人团团围坐,开吃。太爷爷奶奶的公公,唱戏一样站起身来,象老生出台,咳嗽一声:“嗯叹,你们吃吧,我不饿,出去遛遛。”胳膊往身后一背,踱出门去,两只袖子鼓鼓的。瞅他出了门,我奶奶赶紧查数,“一,二,三,嗯,白馍,十五,黄馍十六。”她啪地把筷子一摔,说我爷爷:“你爹这个老不死的又偷干粮给你兄弟!”...
【真事儿一】 往水箱里放砖头的富太太 闹闹是我朋友的女儿,前年去德国留学,租住在巴泽太太家。见面那天,老太太非常热情,带着闹闹熟悉一番环境,最后指着抽水马桶的开关说:"这是个老式马桶,正常用非常费水,我在水箱里放了一块小砖头,摁开关时要用不同的力量,砖头就会控制里面的球阀,让水流变小。小便后要这么摁,大便后要这么摁。"她边说边手把手地教闹闹,直到闹闹可以自己操作才罢手。 闹闹在国内时是个典型的物质女孩儿,别说节水意识,就是宿舍洗手房里长流水,她都会视而不见。没想到,留德的第一堂课,竟是一个抠门儿老太太给上的。闹闹在不以为然的同时,私下直翻巴泽太太的白眼。 没过几天,闹闹主动要求洗碗。刚打开水龙头,巴泽太太就惊叫着跑过来,嘴里嚷嚷着"太费水,太费水!"她给闹闹做起示范,先接一盆水,里面放点儿洗碗液,再把脏碗碟放里面擦洗一遍。冲洗的水流非常讲究,水龙头拧到这个位...
两个旅行中的天使到一个富有的家庭借宿。这家人对他们并不友好,并且拒绝让他们在舒适的客房过夜,而是在冰冷的地下室给他们找了一个角落。当他们铺床时,较老的天使发现墙上有一个洞,就顺手把它修补好了。年轻的天使问为什么,老天使答到:“有些事并不像它看上去那样。” 第二晚,两人到了一个非常贫穷的农家借宿。主人夫妇俩对他们非常热情,把仅有的一点点食物拿出来款待客人,然后又让出自己的床铺给两个天使。第二天一早,两个天使发现农夫和他的妻子在哭泣,他们唯一的生活来源——一头奶牛死了。年轻的天使非常愤怒,他质问老天使为什么会这样:第一个家庭什么都有,老天使还帮助他们修补墙洞,第二个家庭尽管如此贫穷还是热情款待客人,而老天使却没有阻止奶牛的死亡。...
我猜:这还是一个孩子,大概她也只有十七或者十八岁。她一定是第一次独自乘火车,她的父母还很不放心。她一定是乐观且任性,偏选了一双拖鞋开始这也许漫长、也许短暂的行程。但不管怎样,我们只只是萍水相逢。 列车颠荡着向下开去,车上很安静,有间断的广播和音乐。这个夏日的午后,空气浓稠得像胶冻一样,让人疲乏无力。单一的隆隆声在脑海中如丝线般绵延不绝地扯过,也不知要走多久,更不知道走了多久。我常常是怀着这样一种近乎疲惫的情绪,任人推挤着,在单行线一样的人生轨迹上“勇往直前”,没有希望,更无所谓失望。我也幻想成为一个设计师或是厨师,更简单的,做个建筑工人,可那仅仅是幻想,因为我从来都没有看过这街上女孩子的漂亮衣服,炉台里跳动的火焰或是高楼上缠绕如蛛网的脚手架,我也仅仅是听说...
文/桑红青 24岁的周泉,去年毕业于安徽省阜阳师范学院外语系英语专业,曾多次获奖学金,并通过全国高等学校英语专业八级考试,本与某高校签订就业协议,后“毁约”去西部,在云南省普洱县德化中学支教。 远离都市之后 一转眼就是一年了。归期将至,我的心中竟然充满酸涩,辗转不能入眠。 一扭头,见窗外仍是繁星闪烁。记得在普洱的第一个夜晚,我曾经为此大吃一惊:都市的夜晚总是霓虹闪烁灯红酒绿,哪里能看得见如此多明亮清澈的星星!一年了,我已经习惯了这片纯净的星空,每当夜幕降临,我都要去操场上散步,欣赏这片美丽的星空。 我披衣起身,欣赏月色下的重山。第一次来普洱的时候,我们在群山中穿梭了一整天,满眼绿树青山,每一处风景都那么独特,令人不忍错过。后来又乘车多次往返于这重叠的绿色中,我还是不舍得眨眼睛,总是贪婪地注目窗外,每一次都有新的发现和感动。在城市里很少有如此清新的自然,...
它是沉默的,我的梦中城市,清冷的,静穆的,大概由于我实际上对群众、贫穷及像灰沙一般刮过人生道途的那些缺憾的风波都一无所知的缘故。这是一个可惊可愕的城市,这么的大气魄,这么的美丽,这么的死寂。有跨过高空的铁轨,有像峡谷的街道,而那里所有的,却奇怪的很,是下界的沉默。而过了二十年之后,它竟在这里了,和我的梦差不多一般可惊可愕,只不过当我醒时,它是罩在生活的骚动底下的。它具有角逐、梦想、热情、欢乐、恐怖、失望等等的哗鸣。 关于纽约-其实可说关于任何大城市,不过说纽约更加确切,因为它曾经是而且仍旧是大到这么的与众不同,-在从前也如在现在,那使我感到兴味的东西,就是它显示于迟钝和乖巧,强壮和薄弱,富有和贫穷,聪明和愚昧之间的那种十分鲜明而同时又无限广泛的对照。这之中,大概数量和机会上的理由比任何别的理由都占的多些,因为别处地方的人类当然也并无两样。不过在这里,所得从...
2001年,山东青岛三名女生栾倩、姜妍、张天珠,具状状告教育部以制定招生计划的形式,使得各地录取分数不一,造成了全国不同地域考生之间受教育权的不平等,违反了宪法中关于公民应享有平等受教育权的规定。 告状不了了之,但引起了国人对“教育不公”的关注。4年后,国家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于2005年1月发布了一项调查研究结果——《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改善中的差距》,通过对一些数据和调查,印证了教育不公平在当今社会的深刻存在。课题组负责人杨东平认为,阶层差距已经成为影响教育机会均等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倾斜的分数线 1999年,刘利华和赵星一起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成为同班同学。不过,来自湖南农村的刘利华的分数是610分,而来自京城的赵星却比她低了好几十分,这样的分数,在湖南最多能上个二类本科。...